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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领土的”
政治因素，诚如史密斯所言，又占有着某种优先性和主导性地位。
但是，从社会性品格来说，“民族”
得以维系和发展，终究不是靠政治强制，而是要依靠社会文化、包括现代政治文化的涵化功能。
这就是为什么同样作为“政治共同体”
，它既有赖于又有别于作为强制性“公共机构”
之现代“国家”
（state）的原因。
正如史密斯所指出：“‘民族’的成员分享共同的文化传统，与国家公民间存在的纯粹法律和科层纽带是完全不同的。”
[8]所以，人们通常忠于自己的“民族”
，但却不一定忠于执政的国家政权，维克多·雨果因为痛恨法国政府而长期流亡在外，但他却始终热爱“法兰西”
，就是一个例子。
实际上，西方现代意义上的nation内涵的构成，体现了政治学与人类学理解的某种内在矛盾与互动融合。
它的形成、发展不仅具有区别于前现代的历史性，在内涵结构上又具有一词多义、多层次性和复合性的特点。
这就决定了在中文里选择某个词来精准、简洁地传达其复杂的内涵，是相当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
近30年来，国内学术界对于nation概念的中文翻译问题，仍时有探讨。
除了传统译为“民族”
之外，也有的主张应译为“国民”
[9]，还有的认为当译为“国家”
，近10余年来也有译为“国族”
的，但究竟将其译作何词为妥，迄今并无定论。
实际上，这也是清末以来就一直困扰中国人的问题。
笔者曾查考19世纪80年代以前来华传教士和中国人自己所编的各种英汉字典，发现nation一词多译为“国、邦国”
，少数词典除此之外，另列有“民、百姓”
等译词，几乎没有译为“族”
的。
“族、类”
等词，多被用来对译race（种族）。
[10]20世纪初年一些传教士所编的此类字典，往往也是如此。
“民族”
译词流行开来，主要是戊戌以后受日本影响的结果。
但有关的歧异，也很早出现。
如前文我们曾提到的，早在1907年乌泽声就从反对狭隘民族主义的角度出发，指出将nation译为“民族”
，是日人不察英法此词与德文有别而又“慕德风之流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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