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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缘故，主张nation应译为“国民”
。
至于民国以后，持类似或相近看法者就更多了。
青年党中及其前身“国家主义派”
的许多人干脆就将nationalism译成“国家主义”
。
像30年代的常乃惪就公开强调，nation实为“国家”
之意，而state则当译为“政邦”
，他因此很喜欢使用以国家作为政治依托的国民全体之“国族”
一词来对应nation，并认为“国族”
代表着比“民族”
更高的社会发展阶段。
[11]本书前述各章中也都有主张译现代nation概念为“国族”
的，如杨成志、胡体乾等皆是。
另外，还有人将其译为“族国”
（如蒋廷黻）等，不一而足。
这些都已成为我们今天反思nation中译的历史资源。
受芮逸夫谈“国家”
“民族”
和“国族”
三位一体论的启发，方维规则提出了“国”
“族”
“民”
三位一体说。
他认为从国、族、民这三个方面来思考对应，是中文翻译西方现代nation概念复合内涵的“顺理成章”
之事。
现今的各种英汉双语词典中，nation也依然有“民族”
“国家”
和“国民”
三个主要译词，并非无故。
方氏还以此为线索，细致地梳理了清末民初现代世界体系中的中国国家意识自觉、种族民族主义昌盛和国民观念勃兴等三者与早期民族主义传入的历史关系，[12]这对今人认知nation的内涵，实不无裨益。
笔者以为，理解西方现代nation概念的关键，在于把握内蕴于其中的“民族与国家两相契合”
的理念。
就族性而言，它是一种“国民（公民）民族”
或“国家民族”
，与西方前现代nation概念所表示的“种群（族裔）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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