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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史学家刘知幾撰写《史通》一书，专设《直书》一篇，盛赞史学史上那些敢于秉笔直书的史学家。
这个传统在具体表现上，是逐步走向深入、走向全面的：如正确对待事实、褒贬、文采撰史三要素的关系，而把事实置于核心位置；[12]正确看待国史、野史、家史各自的长短而做合理的抉择；[13]谨慎地、客观地考证前史中存在的讹误，祛其疑而存其真；[14]自觉地尽可能处理好历史研究、历史撰述中主体（人）和客体（天）的关系，防止过分突出了人的主观意向而无益于反映真实的历史。
[15]
追求信史并不是史学家的最终目的，史家研究历史、撰写史书的目的，最终是要为社会所用。
西周的政治家深深懂得历史与现实的联系以及前者对后者的借鉴作用，强调“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
[16]。
“彰往而察来”
[17]的古训，包含了这方面的丰富的智慧。
这种古今联系、以古为鉴、认识过去而观察未来的思想，在历代史学家那里得到了具体的表现和不同形式的概括。
司马迁做纪传体通史《史记》，为的是“述往事，思来者”
[18]；杜佑作典制体通史《通典》的目的是“所纂《通典》，实采群言，征诸人事，将施有政”
[19]；司马光作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目的在于希望统治者能够“监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
[20]；袁枢撰《通鉴纪事本末》，是为了揭示重大历史事件的因果关系，使人们从一个一个具体的历史事件的演变中受到启迪[21]；熟悉历史、理解历史而又洞察历史。
与现实密切关系的历史评论家王夫之认为，史书所以重要，是因为“君道在焉，国是在焉，民情在焉，边防在焉，臣谊在焉，臣节在焉，士之行己以无辱者在焉，学之守正而不陂者在焉”
[22]。
上述史学现象表明，不论史学家撰写何等样式的史书，还是对历史发表评论，其中都包含着面对现实和未来的意向，包含着经世致用的宗旨。
在这里，史家追求信史的职责和史学面向社会现实的品格，使求实与致用二者形成辩证统一的关系，这是中国史学的主流。
同时，我们还必须看到，中国从很早的年代起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而自秦朝统一中国后，中国便走上了不断发展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道路。
这一特点十分突出地反映在中国的历史文献和历史撰述中。
一方面是大一统思想的发展：大一统思想萌发于《春秋》公羊学，随着秦汉政治统一局面的出现而得到发展，并深深地影响着此后中国政治形势的走向。
另一方面是中国各民族间的历史文化认同意识的逐步深入：中原先进的文化传统向周边辐射出去，周边各族文化也丰富了中原文化，形成互动互补的文化发展格局；与此同时，中原地区历代王朝历史的更迭和衔接所产生的政治向心力和历史影响力的扩大，不断为周边各族所认同，或作为学习的榜样，或自认为是炎黄的后裔，以致自称是炎黄以来“治统”
和周公、孔子以来“道统”
的继承者。
凡此种种历史现象，表明了一种自然发展的历史趋势，即历史文化认同的趋势和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巩固。
关于这些内容和趋势的记载，是中国史学的又一个优良传统。
当今中国史学，应当在继承上述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开辟新的道路。
自20世纪以来，中国史学出现了“新史学”
思潮、新历史考证学思潮和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潮，它们在历史观和方法论方面各不相同，但都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做出了出色的成就。
其中，马克思主义史学因其同中国的历史命运、历史前途的关系更为密切，故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中国史学领域占有主导地位，虽然它在发展中出现过简单化、片面性的错误，但它从本质上提升人们对历史的认识，这无疑产生了重要作用，从而极大地推进了历史研究的发展。
近30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逐步反思中走向更加健康的发展道路，显示出它固有的生命力和无可替代的主导作用。
人类历史包罗万象，从这个意义讲，历史撰述的内容也可以是包罗万象的。
然而，人们认识历史、研究历史、撰写历史著作，终究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把点点滴滴的历史内容都反映出来，而是着重反映与社会发展、国家安全、民族关系、人民休戚相关的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使人们从中得到启示、丰富经验、提升智慧，有益于当前的历史进步。
史学如何在这些方面做得更好，更有成效？这是广大史学工作者有必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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