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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卢梭.爱弥儿（上卷）[M].李平沤，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75.
卢梭的儿童自然发展理论包含两方面的自然规定：一是儿童自然发展的内在自然规定，包括儿童发展的自然法则和自然权利，即儿童的自然发展和教育应与自然界发展和谐一致，与儿童身心发展水平相一致。
教育应以儿童为出发点，注重个性的发展。
二是儿童自然发展的外在自然规定，就是儿童的教育环境自然化，世界之外无书籍，事实以外无教材。
让儿童到大自然中去学习有关大自然的一切知识，强调大自然对儿童的存在和发展的影响。
重视建立一种爱的母子关系，树立一种自然的教师形象，强调在感觉经验基础上的儿童自然发展。
因此，他要求要尊重儿童的自由，让儿童享有充分自由活动的可能和条件，并在教学过程中采取自然的、自由的教学方法以适应儿童的身心发育水平和个别差异。
卢梭的教育思想被认为是新教育和传统教育的分水岭，对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欧洲“新教育”
运动以及美国的“进步教育”
运动[33]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那么，自然人和国家公民之间是什么关系？卢梭也不得不提出一个教育方案，契约制的民主必须是由受过教育的人来统治的。
卢梭说：“我们有的是物理学家、几何学家、化学家、天文学家、诗人、音乐家和画家，可是我们再也没有公民了。”
[34]在卢梭的眼里，人、公民并不是同一的。
在卢梭这里，对人的教育和对公民的教育只能是二选一。
然后在进行人的教育和公民的教育之前，必须首先进行自然的教育。
为了实现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的那个理想共和国中的理想的人，也就是理想社会的公民状态，必须让人慢慢地成熟和长大，经过一个漫长的时期。
卢梭把教育分成自然的教育、物的教育和人的教育，为了实现政治理想，必须让自然的教育统领物的教育和人的教育。
“在卢梭看来，人若要成为人，就必须回到黄金时代里的那种人作为自身的自然和家庭的自然关系中，从而实现人作为人的自然的单纯性；人若要成为公民，就必须回到斯巴达城邦里那种人彻底否定自身的自然以及一切自然关系的政治形态中，实现人作为公民的社会的单纯性。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现代若要获得德性，实现自然的或社会的‘好’，就必须在‘人’与‘公民’之间做出或此或彼的选择呢？”
[35]
卢梭认为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人的教育和公民的教育是不能同时实现的。
柏拉图的理想国家完全是需要教育来维护的，只是柏拉图无法回答我们如何以教育来建立一个理想国家，我们能做的只是以教育维持一个理想国家的运转。
卢梭也面临着这样一个矛盾，卢梭的教育理想是培养公民，而培养公民的前提是人生活在他“社会契约论”
式的国家里，然而现实却是专制主义的，卢梭的教育理想和社会理想出现了落差。
教育与国家的关系在卢梭那里于是就演变成人的教育和公民的教育是否能够统一的问题。
在二选一的情况下，卢梭选择的是人的教育，而人的教育就是人成为公民的预备。
卢梭想要做的就是通过肯定个体自然的方式来建立人与公民的关系，从而在当时黑暗的社会中为培养一个孤独的漫步者而努力。
或许只能说，卢梭所要培养的自然人实际上是社会的自然人。
人们经常引用卢梭的话：“出自造物主之手的东西，都是好的，而一到了人的手里，就全变坏了。”
[36]这句话经常被人引用作为卢梭性善论的依据。
但实际上，卢梭所说的这句话并不能表明性善论，只能说明人存在着自然本性，这种自然本性如果不加以维护就会变坏。
而《爱弥儿》中的公民教育就是要培养真正的爱国者，“正是教育把一个国家的形式赋予人的心灵，并进而形成他的观点和趣味，使得他们不但由于必要，而且由于性向和情感而成为爱国者。
一个孩子应该从一睁开眼就观望着自己的祖国，直至死亡。
每一位真正的爱国者都应该从母亲的乳汁中汲取对祖国的热爱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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