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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环境中，难以形成大规模的经济、政治统辖中心，人们观念中的中心管理区域是不大不小的“乡”
。
因此，乡也是一个融通的地理概念。
三是能体现客家多民族、多祖先来源、多神祇民俗的结缘点。
闽西客家的民俗文化是一个多因素多成分的混合体，像劳格文说的“没有什么东西是绝对的”
[108]。
但不管怎样，老百姓都可以分享“乡”
的知识。
在“乡”
群体的生活中，总能找到为地方社会所共享的家族亲属、社会组织和民间宗教总体特征。
至于差异，如汉族与少数民族习俗的差异，不同来源的祖先崇拜差异等，都是在乡以下的村、坊、宗、社的中出现的。
因此，乡还是一个文化共享的观念。
据劳格文发现，闽西地方小社会的“最简的地方化”
模式及其与“亚文化群”
的联系，在“乡”
级民族志的口头传统中，已能找到。
他在序文中分析说：
有些主旋律比较偶然，或者说比较有地方性，比如欧阳仙和赖仙，两个都是十来岁离家，升仙后在山顶、半山和山脚都有他们受崇拜的庙宇，很可能是彼此之间相互影响的。
有关仙人或姑婆太很有灵应的骨头，或者有关宋仁宗、黑脸神明、岩洞、狐狸精、好色的独脚者这一类的故事都是我们经常会听到的。
在本书的文章中这些“流动的主题”
虽然很明显来自别的地方，可以已经完全属于当地文化。
有一些这类的主旋律是属于“亚文化群”
，如道教法术：华钦进请一个骄傲的道士侮辱了他的女儿，或南无用蜜蜂来斗法；赖建讲了道士上刀梯或者在谷笪上舞蹈的故事。
虽然这种经常回来的故事会给民族志学者一个“地方文化模式”
的感觉，同时由于它们是不断变化的，因此又会给人以“最简的地方化”
和充满活力的印象[109]。
杨彦杰从本地文化的亲密感和知识视角观察，也表示，从“乡”
入手，是一种有地方生活依据的研究方法。
他写道：
我们的调查以乡镇一级为重点。
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考虑，一方面是由于乡镇所在地往往是设墟的地方。
在历史上，历代王朝统治的官僚建制都只到县，县以下的大片地区并没有设立行政机构，因此墟市即现今乡镇所在当地的乡民社会中居于特别重要的地位。
另一方面，以往的历史学家多以府、州、县以上的历史为研究对象，而人类学则大都在自然村落做参与观察，乡镇这一级刚好介于两者之间而被忽略了[杨彦杰原注，在此引用了劳格文《中国农业社会的结构与原动力》（未刊稿）的观点——作者注]，我们在调查时尽可能全面了解各方面的信息，包括自然环境、物产资源、民情风俗、墟市贸易、婚姻网络等，以期从总体上加以把握[110]。
在我看来，对中观话语的研究，适于闽西，也适于闽西以外的其他中国地方小社会。
它的好处，是发现了一种比“村”
大、比“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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