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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们又是都市学者，从某种程度上说，闽西的山乡对他们来说也是“外面的世界”
。
他们随劳格文下乡，也能产生一样的新鲜感。
特别是杨彦杰，从1992年起就跟劳格文在一起，出入闽西的乡村，共同记录了一本本原始资料，随时交流看法，彼此结成好友。
在进入研究阶段后，劳格文对杨彦杰仍然十分尊重，从不自恃高明。
杨彦杰曾感慨地说，劳格文把搜集到的“绝大部分”
资料，首先“都交给了我，让我去整理、研究发表。
我特别感谢劳格文先生对我的帮助和诚挚友好的情谊”
[107]。
那么，两位本地学者如今怎样以局内人的眼光去解释本土文化？他们的解释与村落老人的看法有何区别？又有何联系？这就成了一个使人关注的问题。
不用说，劳格文把他们的报告安排在内部记录文集中，是正确的。
在中国新民族志的撰写中，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地方知识层面。
在撰写上，本丛书另一特点是首设劳格文序。
劳格文的风格，是尽量让本地信息者说话。
他等别人把话说完，自己再做要言不烦的分析。
劳格文在序言里对闽西客家社会传统文化的分类、命名、含义和观念行为特征等一些需要说明的问题，都做了清晰的交代。
同时，他又能保持局外人的距离，把地方信息者所做的特殊区域的文化描述，提升到中国农业社会的大背景下，进行一般规律性的概括。
他所使用的概念，从他尽可能搜集到的一切地方知识中来，这很不容易。
他是这次法中合作项目的主持人，他怎样部署调查、组织地方民族志资料和进行人类学的理论阐释，也都渗透在他的序文中，而不露痕迹。
劳格文的最大长处，是争取本土文化与西学阐释的双重认可。
读者几乎可以在每篇地方田野报告的自然流露的文字中发现，当地客家人对他的工作是怎样地配合和称许。
他在序文中对当地文化的阐释，则出色地再现了异文化的整体脉络。
他所追求的是外来者的阐释与本土文化的亲密和谐，在此基础上，他再予以理论阐发，向西方读者介绍中国客家人的语言、行为和思想。
他怀有双重厚爱的倾向：热爱他所研究的中国民众，也热爱他自己的西方文化。
读者可将劳格文与杨彦杰等对看，从中发现两者的异同。
从法中合作项目的角度说，看闽西三卷书，这两篇序文，则是一个大纲，值得反复玩味。
序言中英文对照，方便中西学者直接阅读。
他们的中观研究有三个特点：一是能牢笼本地老人的文化回忆。
书中的老人撰写者，一般能记忆祖宗三代的往事，时间大约在清中叶到1949年之间，他们的表述范围，大抵不出“乡”
。
说到与国家社会的关系，他们经常使用“避祸”
“避乱”
等移民词汇，表现出与国家政治的距离感和匿名口传的历史情结。
因此，“乡”
是一个客家人用以自我结构的概念。
二是能揭示客家社会的政治、经济运作。
传统闽西社会的地理条件较差，山脉、水系、盆地环绕，耕地缺乏，粮食不足，居住分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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