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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的中介层面，找到了最基本的、也最有活力的中国农业社会传统文化的生长点。
民间运作它的时候，有国家的雏形，又保留了村落民主生活的特点。
对中国“乡”
的认识，过去中西学者曾多少谈过，但主要都是从官方政治统治的角度进行理论批评，对中国民间的“乡”
观念就无人考察了。
劳格文发现了这个空白。
他和他的中国伙伴还在田野作业中使用“乡”
作话语，撰写新民族志，并用于解释中国民间的日常生活和农业社会的地方模式，开垦了这片荒地，这更是一个创造，让人惊喜。
（二）中国农民资源观的二重性
闽西三卷书，田野工作扎实，资料丰富，进行了村落经济民俗学的研究，提出了一系列发人深思的问题。
闽西的“乡”
，在地理上可大可小，但它却是一个精神实体。
它的古老边界，一般在每年春节的民间巡境活动中显现一次，气氛神秘，行动热烈，特别能培养本乡人爱乡土的群体情感。
“乡”
的界线，由村境门楼、村居落的周边、祖祠、风水林、水口、山龙口等构成，几百年不变。
河源十三坊的轮祀太公，也叫“临乡”
，有自己的一套巡境方式，已经传了30代，可见“乡”
之稳定。
与老百姓单调的日常生活相比，巡游乡境是盛大的民间节日，男女老少通过参与绕行，对这条境线眼见为实。
在他们使用的这个词汇中，“乡”
被理解为永恒的圣境兼现实的生活空间，也被当作一种超家族、超村落的自发管理行为的实践。
它是民众把人文与自然资源合起来认识社会的独立词，是一个二元式的自为概念。
同样重要的是，在人类学者的田野考察中，以民间的“乡”
做话语，可以分析出这种当地文化构成的二元因素，再现当地传统社会的结构。
以永定古竹乡为例，据杨彦杰分析，大家族成了气候，必形成乡，家族缙绅施展势力，也多在乡的地面上。
在“乡”
圈内，还有商人结社、文人结社、天后会、婆太会、观音会、关帝会、兄弟会和义冢会等各种人群结盟和人神结盟，关系网几乎达到了当地社会的各个阶层。
1949年以后，许多神祭不成了，但人际关系网还在，它能通神，造神，保留最简化的神祇系统，实行人神结盟，控制地力和人力的发展。
总之，学者可以揭示出“乡”
这种“既外向又内向，既对外扩散又向内聚拢”
的灵活机制[118]，阐释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和亚文化群相照应的独特“乡”
情。
在晚清到20世纪前半期的客家研究著作中，许多学者都认为，客家人特别能奋斗，也特别有才情[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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