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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他找到的现存文本看，妙善传说的文人初录本在宋代河南；口头资料的最早记录在明代福建，后又传入西班牙；佛祖神方的素材被隋朝经籍志收录，故事类型保存完好的地点在印度，而在中国记录的故事流传地则在20世纪30年代的江浙、两广和山东，如此多样的流传地点和地方传承，怎么做田野调查？这是要慎重考虑的。
换句话说，这个传说的写本丰富，记载连贯，十分适合做书斋考察，就可以从事这方面的研究，所以研究工作不能强求一律，要从实际材料出发。
要把田野调查与文本研究的互补性说法，限定在具体问题上。
他的余地也就体现在这里，他说，“我们在上面列述的故事之各种本子所呈现的形式构架或许可使此一工作易于着手进行”
[99]，讲的是很实在的。
他对文本部分尽可能地做彻底研究，同时也积极吸收了田野工作者搜集民间故事类型的成果，对田野工作者可能提出的问题予以关照；再无法解决的，则做出如实说明，这种工作做得好，也会给民俗学和人类学田野工作者很多启示。
2.地方传统的假说
过去国内谈到传说，大都注意它与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关系，却对历史地点比较忽略，甚至以为传说地点实有其地。
妙善传说研究给我们提了个醒，可能未必。
既然传说中的人物、事件、地点处于同一个叙事体中，就都有虚拟性，不独存在地点真实的问题。
即便有地点线索，也如人物线索和事件线索一样，在似与不似之间满足叙事群体的心理与社会需求。
因此，学者一定要远看静观，不能自己掉进传说里，信以为真。
他有一个相当有说服力的例子是对“香山”
地点的考证，他指出，这个著名“地点”
就有不确定性和泛中心地化的叙事趋势。
与此相关的，是对地方传统的假设方法。
国内一些学者习惯于从传说的地点中直接去找地方传统，结果往往事倍功半。
因此我们对地方传统的概念也要小心求证。
至少有一点，即要了解我们所说的地方传统，是被文献记录或被口头叙事所讲述的地方传统，不等于能直接确认一个地点，否则我们会忽略一个传说有多种地方传统的可能性，把研究工作简单化。
3.文学作品质量再议
中国文学，特别是唐宋明清文学，精华荟萃，有世界影响，一般二三流作者的作品不入文学批评家的法眼。
但从杜德桥的视角进入，从对民族整体文化资源和社会活动方面做考察，便能把那些凡人俗家之作拾掇起来，翻手变成可用的资料。
他并没有把那些口碑较差的文学作品翻案成精品，而是调整过去学者的研究方法，进行他的研究。
他有两个做法给人的印象特别深刻，值得在此重述：一是对朱鼎臣这个小写匠的行为分析，指出他的手法粗制滥造，但他懂得怎样抓住读者，把枯枝败叶变成出水芙蓉，怎样把小社会群体的宗教思想推向社会娱乐，他从这点肯定他写作的社会行为意义；二是他对《香山记》被定为“败笔”
的仪式场面的分析，指出剧本文学与仪式表演的互渗功能，也很有眼光。
这种文本功夫，使小匠次质的作品研究也能成功，不能不促使我们反思说了很久的文学质量论。
4.宗教文献的媒介性质
到现在为止，我们一直在说，不好从现代资料中直接求证历史事实，可实际上又没有好的招数。
杜德桥得心应手地研究他的文学历史文献，其中有一个特点，是擅长宗教学研究。
就妙善传说而言，宗教文化对传说的呵护是不能否认的，在这个传统中，有需要和保存圣者传说的特殊环境，有守护和讲述传说内容的专职人员，有重塑和改写传说本子的文人写者，有信奉和实践传说母题的信仰群体，是一个容易从社会行为和社会观念方面进入文本研究的视角，学者如能利用这些宗教文献进行交叉研究，就等于找到了一种现实资料与历史事实的研究中介。
当然中介不会是这一种。
国内富有各类文化资源，都有丰富文本文献研究的后劲。
5.文学、民俗学和人类学的互补
上文还有一个疑点，就是对妙善传说的母题分析，杜德桥引用了印度故事类型，我补示了一个中国故事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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