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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只要用心对看，就能发现，印度故事类型保存得更为完整。
这大概是他选择印度故事类型的原因[100]。
而支持他选择这一方案的有力背景，是中印佛教文化的历史交流基础，他也已将这个因素考虑在内[101]。
可见有时引用异域文学资料会增加对本土传统文化的认识。
但一般说，在国内，文学家擅长作家作品分析，不擅长研究民间文学；民俗学重视本土民间文学和其他民俗文化事象研究，研究异文化不是长项，人类学则有研究异文化（包括传说故事）的学术传统，三者何不互补。
上述问题，有些暂时还不能解决，但相信提出问题就是进展。
现代社会给了我们传统，给了我们对话的机会，这是我们的福分。
四、村落宗族经济民俗研究
从农业社会的角度看，中国农业经济有三个特点：人口多、可耕地少、历史文化悠久。
对这三点，20世纪初以来，中西学者都做过研究。
但从前的研究，大都侧重于三者中的某一种因素，或就某两者的关系加以讨论，如研究农业人口对经济涨落的作用[102]，或者研究农民观念与土地利用的关系等。
至1985年，黄崇智（PhilipHuang）提出了“经济内卷（eivolution）”
和“农民自我剥削（Peasaion）”
的概念，对中国人口与土地资源关系的变迁，做了更深入的探索，指出了农业人口增长对土地资源的破坏作用，但他却忽视了文化传统对这种破坏过程的限定[103]。
此后，人类学、政治学、宗教学和民俗学等对中国农业经济的研究，又获得了新的进展。
它们从各自的视角，都发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在调动亿万中国农民生产积极性方面的特殊作用，但又不免夸大了这种传统文化的力量，忽视了中国农业人口与地域资源构成的多样性，也能带来文化变异；甚至有时农民开发土地资源的行为的本身，也能塑造文化异式，引起农民文化价值观的递减。
在人口、土地资源和文化传统三者之间，有没有一种共同的生活依据？如果存在话，在什么样的程度上，可以再现它的面貌？此外，如何正确地撰写相关的民族志资料，才不至于发生“本地人的回忆与学者的研究同构”
的偏颇[104]？以及应该采用什么样的话语，才能写作为中外人士都能接受的村落民族志？等等，应该说，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研究中国农业社会方面，解决类似问题的需要，已经显示出来了。
由法国人类学家劳格文博士主持，近年出版的客家传统社会丛书闽西卷，正是首次回答这类问题的重要著作[105]。
（一）丛书所运用的大致研究方法
根据当地传统文化的生态分布选点，兼顾民族志调查的深层化与整体性。
按照从前田野作业的惯例，这次闽西调查的选点，在一个乡、一个村，足够了。
过去西方学者写中国民族志，也大都是这个写法。
但劳格文的调查不是这样。
他和他的中国合作者杨彦杰“跑遍了闽西的山山水水”
[106]，选点研究的范围，比起以往学者默契的尺度，超过了几倍、几十倍。
这种方法是否适当呢？通过闽西三卷书，我们看到，劳格文是对的。
这牵扯到近年人类学者在中国做田野的一个矛盾。
大家都说，中国地域辽阔，民族众多，方言差异很大，在做田野时，需要相对地集中在一个较小的范围内做深层考察，然后上升到对中国社会一般问题的理论思考，这肯定是必要的。
但是，也有另外的情况。
由于中国历史上的统一行政管理和地理移民等关系，中国的地方小社会虽然多种多样，但又有彼此程度不等的文化联系，形成了包围在地方小社会外层的一种民族共同体文化。
除非不得已，地方小社会的文化，对民族共同体文化，大都采取认同的态度。
像举行庙会仪式所在的许多节日庆祝，是各民族各地区的通例。
如一旦民族共同体文化中的官方文化，出于某种需要，与地方小社会文化合作，还会强化地方小社会文化的权威性和影响力，使这种文化的共享范围在民间不断地扩大，乃至形成几个、十几个地方小社会的文化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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