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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这个故事给我们一个独特的机会，让我们探讨在传统中国社会中，一个故事如何为了适应各个不同阶层的兴趣与偏好而成型，而演变。
同时，妙善传说并不是一个孤立或偶然的现象，而是与整个中国宗教传统中的其他重要传说与主题有着清楚的关系。
为了研究这些问题，我们得深入地探索隐约界于宗教文学，与娱乐之间的各种民间作品，包括故事本子、剧本、经文、唱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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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后半期，西方学界兴起了后殖民主义、后现代主义、女权主义等人文学术思潮，趁时回头研究妙善传说，无疑具有现代意义。
从全书看，作者的研究目标有两个，一是传说在本民族内部的传承观念与传承方式；一是传说被中西宗教文化所保存的共享点，这些正是他的汉学前辈忽略的地方。
我认为，在对单一传说的研究上一个较大的困难是如何建立传说的资料系统？一般认为，中国民间传说资料支离破碎、难题重重，连缀得不好，就会牵强附会。
我们看到，杜德桥的策略是，打破中国书目文献分类的传统和现代学科划分的疆界，根据传说根须勾连的文本脉络，还原传说固有的自分类形态，建立了一个与众不同的资料群。
它能提供学术研究使用，又符合传说的历史结构。
作者的阐述，从现实资料切入，进入历史写本分析，再使用背景法，将有限资料的研究上升为理论表述，形成具有个案独特的“写传说”
意识和一般文学思想的抽象阐释模式，这种表达顺序，现已为许多人类学、民俗学和文学批评者所接受，但在作者出版此著的20年前，还是相当早的。
以他治文本文献的功力，又能将古典作家文学、民间文学、中印佛学、文艺理论、民俗学和人类学等诸多学科的现代成果融为一体，集中分析一个妙善传说，所使用的现代方法，至今仍为一个创例。
（二）传说的四个文本分析法
他的突破起点，在于用全新的概念给这种文学文本分类。
他不大满意中国学者惯用的经、史、子、集分类法，而是关心一个文本被记载的社会行为和社会观念。
对于妙善传说，他不是盯着这个传说有哪些首尾连贯的本子，他尽量找出“写传说”
的社会动力和产生文化认同的环节。
因此，在他穷搜尽检的资料系统里面，看不见没完没了的头绪和应有尽有的文本，只有那些与“写”
者有关的历史“写”
本。
它们都能被指出人为加工的痕迹，一旦到了现代学者手里就“活”
了。
之所以分成两个写本，是因为如果不用传统的书目文献分类法去划分，换成按研究者可以考察的社会行为和社会观念的标准去划分，我们就会发现，国内实际上存在着这两种文本的分野。
一种经常被用来考察个人行为和个人观念，在此称个人写本；一种是经常被用来考察集体行为和集体观念，在此称社会写本。
个人写本只有一个，个体成员可以反复因袭某一套式再创造或改写传说，出手上市。
社会写本却不止一个，而是多个。
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一定的社会行为控制下，一个社会文本的成长，依该社会集团的文化需求而定，这一需求远远大于个人写者的兴趣和才能，因而写者其实是不约而同地社会群体，其表达倾向也更为社会化。
我们看到，杜德桥在研究中，是把妙善传说当成一种社会写本的。
在以往的学术界，个体写本经常被提起，因为“写”
者多为诗人、作家、名人，容易指认。
社会写本受到冷落，因为“写”
者庞杂，从朝廷命官、文人学士、方志撰修、书法名家、金石刻手、通俗作者、僧侣道徒、书会才人到无名鼠辈皆有，应制之作、应急之作、趋利之作杂陈，很难打入主流文学界。
不过它们轻松随缘，有大众品位，有些作品也被中国学者注意到和评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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