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秧歌中的“爱情”
，是对民众婚姻愿望的理想化的“表演”
。
演戏一结束，“爱情”
的欢乐梦想也随之淡化了。
定县三四十岁以下的青年人不再有传统生活的体验，新社会的自由婚姻和计划生育的政策，转变了他们的观念。
他们由于土生土长，也多少接触到传统秧歌，祖祖辈辈的自由爱情的梦想，也由传统秧歌传达给了他们。
但因为昔日的自由梦想已与今天的现实生活没有多少距离，秧歌戏在他们心目中便失去了神秘的力量。
这种变化，则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传统秧歌与民众观念是有距离的，民间艺人的出色表演和农民观众的动情反应，拉近了两者的距离，但距离总是存在的。
三是民众观念与民俗符号的代换形式。
在田野作业中，农民几乎不能回答历史分期的问题。
他们凭借传统经验生活，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要请他们解释小戏的理念是徒劳的。
但他们的观念并没有空隙，在那些戏曲文艺沉默的地方，民俗事象却照样活跃着。
我们问村民：农谚里的“云”
字指什么？他们不知道。
我们再问家家户户张贴的云字斗方指什么？他们说，风调雨顺；问儿童鞋帮上云线花指什么？女人说：喜庆。
这些乡村实物，有的本身就是民俗，有的与民俗观念相交叉，也有的被附会为新民俗，需要具体分析。
但有一点没有问题，那就是对民俗符号的象征意义的阐释，是历史学者与民俗学者的共同任务。
二、民间说唱艺人及其文本研究
洪长泰是中国民俗学界熟悉的历史学家，长期在美国北方湖城的一所大学任教。
他的著作《到民间去——1918～1937年的中国知识分子与民间文学运动》，曾引起国内学界的注意。
以后他陆续出版了研究知识分子思想史的新著。
在这些著述中，有关延安文艺思想的研究，使用了民间说唱艺人传记和说唱文本的资料，与民俗学的研究十分相近，值得注意，其代表作是《改造盲书匠——韩起祥和延安说书运动》[66]。
（一）《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的民间文艺政策的研究
荷马问题，是西方民间文艺研究的起点，五四运动以后，也成了一个中国学术问题。
对这个问题的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产生了十分不同的倾向。
区别在于一个是从学者的观点出发、一个是从民众的观点出发做研究。
洪长泰的研究，是采取民众立场的。
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学术背景下展开学术讨论，所分析的个案，主要是韩起祥，此外还有改造韩起祥的延安革命作家，他们一方是“中国荷马”
的合适人选；一方是塑造“中国荷马”
的理想主义者。
他认为，延安文艺运动吸收了五四运动的平民学说，但后来是朝着政权政治的方向发展的。
与五四民俗学家强调民间文艺的文学价值与社会价值不同，延安时期强调的是民间文艺的政治功能。
在1926发表的中共中央关于农民运动问题的决议中，就号召广大党员寻找接近和组织农民的最好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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