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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西方现代学者对中国民俗文化的调查研究(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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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江西苏维埃时期,已有一些党员在搜集民间歌谣,把它们改造成打倒地主和国民党的山歌小调。

30年代下半期,在延安各层展开了一场思想论战,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即是如何“利用旧形式”

1938年,毛泽东发表了六中全会讲话,在讲话中大力提倡“民族形式”

,号召扫除“洋八股”

,使文艺界的论战走向**。

1942年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发表,至此,关于旧瓶装新酒的争论发展到了关键性的一步——转化为对民族文化形式的认定。

按照《讲话》的精神,共产党首次把利用民间文艺的策略与党建理论结合起来,提出了放弃模仿外来形式、继承民族形式的观点,对文化政策做了较大调整。

作者提出,从整风运动起,便开始了改造党员和知识分子思想意识的革命进程。

它通过宣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的方针,巩固了毛泽东在党内的绝对领导地位,也确定了在社会主义革命纲领下的文化(包括民族民间文艺)的地位。

这是改造民间艺人的理论前奏。

延安说书组的成立,具有象征与部署《讲话》精神的双重含义。

一批热血男儿在韩起祥身上实践着改造自我兼改造艺人的双重梦想,设计着心中光辉灿烂的社会主义未来。

韩起祥的努力配合和出色表演也不负众望,把说书运动推向了边区新文艺的**。

一时间,他的名字像一只报喜鸟,携带着共产主义的美好理想,在陕甘宁红色根据地的上空高高地飞翔,陈明曾忍俊不禁地赞美道,他简直就是“中国的荷马”

[67]

鉴于延安时期已与外界建立了国际联系,洪长泰还就当时中国进步知识界倾向苏联文艺的同时期活动做了考察。

他说,从表面看,延安文艺运动与苏联三四十年代的文艺活动本身似乎没有直接联系;但从指导思想和政治实践看,却有许多相似之处。

苏联十月革命以后,民间文学界使用芬兰的历史地理研究法的学者和形式主义结构学派的学者,都受到了党内的严厉批评。

苏维埃有关部门重新组织了搜集、整理民间文学的工作。

苏共领导强调这项工作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号召用新的观念解释民间文学作品,并要求在较短的时间内,用它来开展政治思想教育。

1934年,经斯大林的亲密战友卡冈诺维奇(L.M.Kaganovich)的提倡,苏共莫斯科经济委员会组织了一支考察队,下乡搜集民间文学资料,以培养正确的社会主义的审美观。

一些大学生和地方知识分子也被动员参加了搜集活动。

按照莫斯科中央人口统计博物馆颁发的指南,他们还在下乡的沿途举办了各种展览,热情地“启发”

民众,鼓舞他们提高社会主义干劲。

大批学者也响应党的号召,加入了这个阵容,使这方面的出版物明显增加,具体如索柯洛夫(Y.M.Sokolov)搜集的讽刺贵族的民间故事集,兰采诺娃和波利诺娃(A.N.LozanovaandB.M.Blinova)搜集的歌颂拉辛与普加乔夫起义事迹的故事集等。

一些有名的民间故事家和歌手也受到了政府的大力表彰,被吸收为作家协会的会员。

民间文学在苏联的命运,是与政治意识形态混合在一起的。

索柯洛夫坦率地说:“苏联民间文学不但是对社会新生活的艺术反映,而且还始终是社会斗争的锐利武器”

[68]。

作者就此所做的讨论,探讨了延安文艺政策形成的外部环境,扩大了相关历史资料的使用范围,也在较远的距离下,揭示出研究延安《讲话》重视民间文艺政策的一般学术史意义。

(二)对精英与民众合作与冲突的研究

洪长泰通过仔细分析说书组与韩起祥交往的资料,提出了下列具体问题:当时党的文艺工作者和民间艺人之间究竟是怎样一种关系?他们确实做到了如毛泽东在延安整风和《讲话》中所说的那样真心实意地向工农学习了吗?说书运动是一种党所宣传的精英与民众结合的样板吗?知识分子们是否仍然在起监管文化的历史作用和教化农民的先生作用呢?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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