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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对当时精英与民众合作的动机是持角色分析的态度。
他认为，林山于1945年组建说书组的目的，是贯彻毛泽东思想。
在毛泽东的思想中，已潜藏着俄国民粹主义的信仰，即认为民众（主要农民）具有天然的革命性，并假设城市人（主要是知识分子）到农村去与农民打成一片，就能锻炼革命的素质。
林山从看见韩起祥的第一天起，就意识到他正是自己要物色的对象：韩不识字（表示深受社会和经济的双重压迫），眼盲身残（表示人生不幸、遭遇悲惨），演唱技艺超群（表示有希望成为社会主义的理想宣传员），他在韩起祥的身上找到了一个信息：韩是给他执行党的政治指示带来光明转机的人，又能使他和他的同道满怀专业兴趣地去共赴一个新鲜而光荣的文艺使命。
林山和他的说书组同人都是双重角色的知识分子。
从此围着韩起祥转的青年文化才子不止一人。
他们对他的说书功夫表现了极大的兴趣，个个惊羡他的创作才能、戏剧化的表演能力与活灵活现的说唱口才。
他们还亲密地与他相处，热忱地向他奉献自己的知识，耐心地帮助他提高政治觉悟，希望能把他迅速地带进社会主义阵营；韩对延安党的文艺工作者也感恩戴德。
然而，洪长泰提醒人们，由此也带来了新的问题：面对民间艺人，知识分子的作用究竟是什么？民间艺人所擅长的旧书目要被放弃，还是被修改？
他指出，林山等的政治目标使他们与韩起祥的互相欣赏是短暂的。
延安政策关心民间文艺的焦点，是它的宣传价值。
党要求改造民间文艺的宗旨是与民间文艺的艺术性无关的，而所谓的艺术用途，是反映阶级斗争和社会生活的现实。
林山等在艺术上欣赏韩起祥的才情，只能被解释为共产党觉悟到要创造新型艺术必须扎根于民间传统；它还等于宣布，这一执行党的指示的实践，是在说书组的学术团体支持下和制度合法化的基础上进行的。
林山等承担的政治角色，不能不使他们对韩起祥说书的理解，大大超过了韩自己的理解。
政治性与艺术性，这是一对构架“民间文艺”
概念的矛盾。
对精英与民众政治合作的态度、方法、原则、目标和所制造的舆论影响，洪长泰归纳为如下步骤。
第一，考察韩起祥的出身、从艺经历和农民意识。
韩是山西人，3岁失明，来到延安前，边说书、边以算卦为生。
1944年，在延安边区政府组织的一次演出会上，他上台说书，引起诗人贺敬之的注意。
演出后，贺数度相邀，让韩到鲁艺表演。
一年后，韩被补入说书组。
但说书组在接受韩起祥上是有保留的。
韩当过算命先生和乞丐，这使他在党的文化干部面前无法提高身价。
他还是个残疾人，外观也不好看，这使他起初让说书组的才子们有点失望。
说书组还认为他“思想落后”
，宣传封建迷信，农民意识强。
洪认为，这种革命知识分子的心态，说明他们虽然把自己当作共产主义的先锋队，但在内心深处依然是自命清高的。
他们瞧不起不识字的农民艺术家。
他们表面上谦虚，心里头自以为是。
他们对韩起祥时刻保持着知识分子的敏感和戒备心理。
可以设想，韩起祥无法得到应有的尊重。
他要先成为改造的对象，再成为革命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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