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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本式田野工作者的角度说,借鉴民族志的方法是根据中国的学术传统和民间文学资料的特点开展工作,运用民族志的方法不能抽去民间文学的“艺术灵魂”
[45]。
从民族志田野工作者的角度说,他们搜集和使用民间文学文本,远不限于民俗研究的范围,而是要通过民众文化研究,推动对非官方社会、非现代学校教育知识系统、日常思维模式和人类文化多样性的研究。
由于论题的限制,本文对这方面的问题就不再延伸讨论了。
(二)民族志式田野作业观的理论特征
民族志式田野工作的模式,通过调查社会历史、民众生活、民俗环境、民俗传承者和口头文学等各种因素,认识、理解和写作民众文化。
从民俗学上考察,这种工作模式有自己的特征;与外国民族志田野作业相比,它也有一些中国特点。
从我国学者论及民族志式田野作业的著述看,我们主要讨论以下三基本问题。
1.田野作业的进入原则
李世瑜追随比利时老师贺登崧博士,自1947年至1948年间,调查了1909个庙宇,获得了大量的民间信仰资料。
他写道:
(我们)始终没有代步工具,一直是步行。
也雇过毛驴、大车,但只让它驮着我们的用具、食物等而不准骑坐。
这样做是为了巨细不遗,否则就难免走马观花一掠而过,丢掉很多东西。
果然,我们随处可以观察,发现过十分重要的情况。
尤有进者,这样做的体验和感受是与同代步工具全然不同的。
我们完全沉浸在一个全新的文化环境中,简单说吧,不唯增广知见而且彻悟了许多道理,这一点只有身临其境的人才能理解。
自然对于我们最后整理资料写成文章来说,因为有了这样的经历,更是下笔如有神了[46]。
2.田野现场学者形象的自我描述
我国颇有几本现代民俗调查著述很有名气,其中的一个原因是调查者对田野现场的收获和窘境都做了描述。
这种描述是自我嘲讽的、心灵痛苦的、思想挣扎的,让学术圈的同行和社会读者都有身临其境的现场感,但也存在着另一个问题,就是调查者的紧张感。
这种感觉是由初做调查的人生经历与缺乏专业训练在陌生环境中混合产生的心理“共振”
,它也能导致本书后面要讲的“文化惊奇”
,但与训练有素的田野作业者的“文化惊奇”
相比,它还只能属于前专业化阶段的学术活动,并且往往与国家现代史中的社会事件有关。
抗战期间,刘兆吉参加了西南联大师生组织的“湘黔滇步行团”
,从长沙走到昆明,他们除了走路,还在途中采集歌谣。
他后来出版了《西南采风录》一书,描述了这段经历。
这是中国民俗学史上一本难得的对学者与民众冲突的尴尬场面的坦白描述。
他写道,这批西南联大师生一路上设置的田野调查现场,其实就是“田畔、牧场、茶馆”
“沿途的中小学民众教育馆”
和“街头墙垣”
,比起城里的大学,异样又粗陋。
他还说,他们是外来人,与路途上遇到的老百姓很难交往,老百姓把“我们这些异言异服的外乡人,简直像怪物一样的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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