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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要从情感上和价值观上融入对方很难，他为此心生胆怯。
还有一位北大学生常惠也诉苦说，他回乡搜集歌谣时，乡亲们竟然说他是“疯子”
[48]，他不服输，心里头还是盛气十足，不过他也就是一种心劲。
刘兆吉和常惠的尴尬与顾颉刚谈到民俗学时曾说的“世界上没有一步登天的事”
遥相呼应[49]，都在不同程度上触及学者接近民众的临界点问题。
在现代新民族志著作中，也有这种冲突事件和学者主观经历的描述，在这方面，专业与非专业学者的区别是，专业学者除了描述冲突，还描述调查者怎样经受住了冲突事件的考验，被当地民众所乐于接受，获得田野现场的准入证[50]，故这种冲突描述非但没让人感到被动，反而获得了一种强烈的、有说服力的主观权威性色彩，能证明作者的确到过田野现场，还能掌握学者与民众田野关系的平衡，让双方的位置控制在彼此尊重又保持“和而不同”
的交叉点上。
非专业学者在描述冲突事件之后就打住了，他们肯定热情可嘉，但他们也肯定也经过下一步专业训练，学会处理冲突和建立田野关系的理论与方法，才能把前期的所有“委屈”
转化为财富。
上面提到的苏联民俗学者鲍米兰采娃教授无疑是专业学者，刘魁立写她怎样进入田野调查，怎样不知不觉地被民众接受。
在人多的时候，你找一个不显眼的地方，任你记去，人家是毫不在意的。
就是在一般的情形下，老练的民间文学工作者也不会像台机器似的，让新见的人发呆。
爱尔娜·瓦西里也夫娜（鲍米兰采娃）就是这样的人……（她）同讲故事的和其他在场的人谈起家常，在神不知鬼不觉的时候，她的本子上又多了一些材料[51]。
鲍米兰采娃拥有很强的专业背景，能将田野关系文化化和学术化，这是从刘魁立的文字中可以看出的。
正确的进入方式，能使民众接受学者；正确的进入方式，能“成为调和主体与客体的实践不可能性中的一种跳跃”
[52]，这种田野进入决定全程。
开头提到，西方学者批评邓纳没有保证必要的田野时间长度，包括进入民众集团的必要时间长度，被民众集团接受的必要时间长度和阶段性离开的必要时间长度等，但这指的是人类学者到异民族中进行田野作业。
中国民俗学者是在本民族中搞调查，鲍米兰采娃与刘魁立等师生一行所从事的，也是在她的本民族搞调查，这就会缩短时间。
当然，民俗学者花费时间的多少，要以达到预期的学术目标为限，这是不能动摇的。
刘魁立称赞鲍米兰采娃总是超额完成任务，也是以原定的时间长度作标准来衡量的。
他回国后，学着导师的样子，也制订了在“若干年内”
，在东北的多民族地区调查的“很有规模的”
时间计划[53]。
4.搜集资料的范围和技术
我国学者的民族志式田野作业，或者带有民族志意识的文本式田野作业，在搜集范围上，都有“撒大网”
的搜集观念，比起单纯搜集民间文学文本，这样眼界要开阔得多。
在搜集技术上，如此也能跳出阅读习惯的樊篱，容易从民俗文化传承的实际特点出发，记录对方的即兴表演和传统仪式，特别是民众在口耳身心方面的活动。
有的学者还提出，对民俗文化传承中的“表情、动作、音调、情绪”
和听众的反映等都要做记录[54]，这是更专业的做法，可惜我国学者能认识到这种搜集技术的重要性的不多。
5.学者的提问原则
以往我国学者认为，在搜集资料时，遇到对方受到外界的压力感到痛苦时，首先应该帮助对方解除痛苦，然后再向对方发问，这样对方的表现欲望和表演才能才会得到发挥。
孙剑冰回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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