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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木图村有位青年妇女蓝子，很会唱歌，可是她在集会上始终不开口。
……事后我才摸清底细，原来她大伯子在场，她不敢唱。
她丈夫兄弟两个。
这位丈夫不仅身体衰弱，性情也懦弱，虽然兄弟俩已分家另居了，他们夫妇还经常受老大伯的气。
第二天，我们请唱歌最积极的吕白女老太太，悄悄地叫上蓝子和另外两个妇女，在歇晌时间，到党员张繁业（女）家中去唱。
这一来，便得到很多“骨头里头的曲”
。
蓝子是从编唱她的实际生活开始的：“黄猫黑猫逼不了鼠，寻了个男人作不了主”
……[55]
这里就有一个问题，即如何界定民间文艺搜集活动和群众工作的性质。
在20世纪50年代，我国流行过苏联搜集理论，也提倡过群众工作。
在当时的权威著作《苏联民间文艺学四十年》中写道：“在实际搜集工作中出现了一番新的景象：民间文学工作者们不再仅仅局限于记录原文，而且还在农村中进行了政治教育工作，如讲课或座谈，帮助安排业余活动等”
[56]。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基层社会的人民群众刚刚摆脱被压迫、受欺凌的痛苦，学习做国家的主人，政府在这种情况下鼓励群众增强翻身意识，是与人民的根本利益一致的。
与此同时开展的民间文艺搜集工作，在人民群众获得翻身成果之后进行，在相当程度上缓解了民众与学者之间的陌生感和排斥情绪，激发了民众的表演才能，使学者得到了不小的收获。
当然这部分搜集资料有政治化倾向，但也不能一概否定。
6.出处原则
刘魁立指出，搜集工作应注意出处原则。
他坚持要求学者在提供搜集作品时，要同时说明“何时、何地、从谁那里记录来的，讲述者（或演唱者）的年龄、职业文化程度，讲述者在何时、何地、从谁那里听来的”
等[57]。
他还就民间文学的表演特征，提出了记录没有用语言表达出来的部分（如手势音调、表情）和记录上面说过的“听众的动态、反应、议论”
的意见，他认为必须观察“民间作品的‘生活’”
，因为“活鱼是要在水中看的”
[58]。
许多学者的著述还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民俗学者不可能全部使用自己搜集的资料进行研究，应该允许使用第二手资料。
本节开头讲过美国某些学者苛刻到不许邓纳引用其他学者成果的程度，这在原理上是行不通的。
我国学者陶立璠阐述了这个观点：
现代人搜集的民俗资料，只要不是研究者本人的调查所得，也是第二手的资料。
根据历史的文献资料和他人调查的资料也可以进行民俗学的研究。
因为任何一个研究者不可能对所有民族、所有地区的民俗事象都作调查。
借用他人的科学调查资料，是允许的。
但一位优秀的研究者，又不能满足于这些资料[59]。
但引用他人著述要恪守出处原则，这也是不能有丝毫动摇的。
7.描写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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