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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专业工作者拍摄了记录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的科教片，他们在工作报告中，分析了用镜头写描述民俗的一些细节，值得总结，兹拈出几点。
历史记录的真实与现存资料的真实。
清道光《云南通志》记载了这个民族“无屋宇、居山岩中”
的史料，但拍摄《独龙族》时，当地群众已经住进用园木垒墙的草房。
经深入调查，拍摄组了解到还有一户人家仍然住在岩洞里，就把这家拍摄下来，为认识该族早期的民居习俗及其现代传承，保存了素材。
他们又拍摄了独龙族现在的住房，展现了该民族民居的变迁。
事件真实与观念真实。
独龙族有路不拾遗的社会风尚，出门人常把粮食用小麻袋装好，沿途挂在树上，以备返回时取用。
过路人无论多么饥饿，也决不擅自取食别人的东西。
拍摄组拍了出门人将粮食挂在树上的情况，但过路人不随便取吃就不好表现，于是，专业人员事先设计了两个饥饿的过路人，走到别人挂在树上的粮食面前，摇摇头、再摆摆手，然后走过去，试图说明当事人的心理活动。
结果被指出是假造的。
因为很明白，这是外来人的思想，独龙人内部是不存在这种非分之想的，于是专业人员又去掉了这个镜头[60]。
现代西方学者认为，撰写民族志是田野作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的特点，是在记录口头叙事作品的同时，要描写民俗事件，包括仪式。
但学者又要避免把自己的写作变成“现在本地人传播的文学的回忆与研究的再构建”
[61]，这是一条戒律。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拍摄的民族民俗科教片资料之珍贵，就在于我国的专业工作者早在西方同行之前已有了自己的戒律，而且他们对民俗文化孜孜以求的态度十分可贵。
民俗志式田野作业的目标，是增进学者与民众之间的相互理解和文化沟通。
它并不要求学者把自己变成民众，而是要求学者在思想方法、行为方式和成果叙述上，顾及民众的反应，对学术活动产生社会责任感。
它迫使学者以这种新思路考察自己在民众中的日常生活经历，在考察民众的同时也考察自己。
这种工作模式导致协调和宽容的田野精神，鼓励学者和民众双方的积极性，这种来自田野的召唤，不是富有生命力的吗？
三、对现代民俗学田野作业的反思
中国、日本、印度、芬兰和德国调查民俗的历史都比较长，在学者的观点和方法上也有相似之处，如民俗学田野调查的历史与国家民族的现代史有关，民俗学者通过调查民俗，了解反思性的国家民族历史。
当然，中国民俗学田野作业也有自己的特点。
以下从整体上总结现代民俗学田野作业的主要特点。
民俗学调查研究的头绪千丝万缕，但最能打动学者的问题，是对这一学科的合法性、基本概念和研究范围的持续争论，还有来自学科内外的批评。
实际上，民俗学从未停止过在与其他学科的面对面的争论中构建自己的研究目标与方法。
虽然这些争论常常是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的，但从根本上说，争论的目标直指民俗学学科建设的一些基本问题，它们在民俗学田野中会呈现得鲜活而具体。
调查认知与结果。
以往我国学者以单独调查为主，但也有集体调查。
自顾颉刚一行的妙峰山调查被承认后，还有多次集体调查。
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延安民间文艺调查也是集体调查。
这些调查都面临同样的困境，即将某个人、某个村庄或某一区域看作一个有机整体进行研究，解释其长期传承的历史和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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