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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再看《妙峰山》一书中的教授自述，可以发现，在几位教授中，顾颉刚还是少数能够认识到缺乏民俗学方法的一位。
当然他始终都没有提到民俗学方法的字眼。
几年后，他创造了对孟姜女资料的历史地理研究法，将自己的妙峰山构想向前推进了一步。
由于身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社会环境，其他学者也得出了一些不同于古代学者的体验，这反映在他们对田野作业现场效应的描述上。
他们的其他一些总结，也能够成为现代田野作业史的经验之谈吗，像他们通过出版保管调查资料的办法，仍然是现在民俗学者的办法；他们当时申请田野作业经费的困难，仍然是现在民俗学者的困难等。
在妙峰山的集体调查之外，学者个人调查就很省钱。
顾颉刚、刘半农、钟敬文等都曾私人还乡，在亲戚和熟人中搜集歌谣故事。
这时他们都没有说经费的事[10]。
但个人调查又缺乏计划性和团队合作，不能造成民俗学田野的普遍影响，未能呈现妙峰山考察那样的大气势。
（二）“改编”
观念分析
20世纪20年代末和抗日战争时期，我国涌现了大批调查、研究西南和西北民族民俗的书刊，搜集了有价值的民俗民间文学资料。
在西南国统区，闻一多、芮逸夫、凌纯声、程憬、常任侠和马学良等不同学科的学者参与了调查。
他们采集少数民族风俗资料，对其中所包含的神话、传说、故事和歌谣进行了记录和研究，并通过出版的形式对外介绍。
许多西南民族民间文学作品就是从这时起名声远播，飞出了闭塞的边疆，影响到内地。
在这些成果中，有一部是光未然（张光年）在云南收集出版的彝族支系阿细人的民间叙事诗《阿细人的先鸡》。
据他回忆：“当时阿细部族中的青年男女，能够从头至尾唱完这‘先鸡’的全部的，已经不多了”
[11]。
十年后，随着一名主要演唱者的去世，他所记录的这个文本也成了绝唱。
可见，这批学者的著述，是弥足珍贵的田野资料。
现在需要讨论的是，他们中间有些学者曾经改编民间行品。
对此做何评价？这已成为民间文艺学学术史上的一个老话题。
光未然承认，他对《阿细人的先鸡》做过改动，主要是“润色或加工”
。
他认为，学者把少数民族语言诗歌，记录、整理成汉语出版物，就要考虑它是在更大范围内流通的问题。
他就对彝、汉语之间的表达差异做了一些变通处理。
不过，他还是把自己的这种“翻译整理的方法”
向读者做了交代的：
汉、彝语法上有颇大的出入，我主要地还是采用了直译法。
但也有若干无法直译的地方，如第一句：“亲爱的小姑娘也！”
原文“阿母索苏来”
直译应为“别一家的妈妈所生的穷女孩子啊！”
不但太啰唆，而且意义上还不够完全；因为这句话还意味着别一血系的、属于父亲母亲嫡系血统之外的，在宗法上可以允许结婚的别一家的子女而言。
这样的情形，就无法直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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