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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编写时采取了自由诗的形式，押上了大致相近韵[12]。
现代田野作业要求对民族民间文学作品进行准确翻译，标准的样式是少、汉对译，对行列出，让少数民族群众和学者都能核对异文，了解原作。
从引文可见，光未然的汉、彝文本调整，是要达到让外人了解的程度。
他要使内部和外部的文化成员都能接受一个封闭山寨里的民族诗歌。
在当时，换了另外一个中国民俗学者，所能达到的程度莫过于此。
光未然还不是民俗学者，他还有其他的改编工作。
他看到少数民族诗歌中有“不精美”
的诗行就忍不住动手要改，要帮助对方“提高”
一番，要增强在汉族看来更好的阅读效果，这在民俗学上是犯忌讳的。
他坦诚地举了个例子：
（我）整理的时候，删去了许多意义重复的地方，和许多重复的客套话，如“你真说得对，你真说得合”
。
“唱得真正妙，唱得真正好”
之类[13]。
在今天，他要是民俗学者，他就知道，那些被他改掉的民歌的重章复沓之处，他看起来不舒服，其实正是口头诗歌的一个特点。
他持作家文学的观点改编这段民间文学材料，是隔行的表现。
在西北民族地区，在抗战时期，在延安根据地，我党制定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
革命文艺工作者何其芳、李季和林山等带领同事或鲁艺师生深入陕北边区，搜集和记录民间文艺作品。
他们还适应边区政治工作的需要，对一些民间作品进行了改编创作，出现了一批影响很大的代表作，如何其芳、张松如编选《陕北民歌选》、李季创作的《王贵与李香香》以及林山等发掘的盲艺人韩起祥的说唱作品《刘巧团圆》等多种。
在投入搜集整理工作的革命知识分子中，有学者、作家和文艺工作者，也有一批满怀共产主义理想的学生青年。
他们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式有三个特点，兹以《陕北民歌选》为例说明。
第一，按照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精神，重新界定民间文艺的性质。
他们为了解放国土和建设人民的新国家，寻找民歌这种中国人能普遍接受的通俗语言。
编者在该书的《凡例》中说：
我们编辑这选集，不是单纯为了提供一些民俗学和民间文学的研究资料，而是希望它同时可以作为一种文艺性质的读物。
我们选择的标准是要求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上都或多或少有一些可取之处。
因此，从一千余首陕北民歌中，我们只选了这样一册[14]。
他们希望通过改编民歌，创造使用民歌语言的文学新样板。
第二，把民间文艺当作党领导革命舆论的工具，赋予其政治功能，强化党和群众的联系，发挥民间文艺的社会动员作用，动员广大农民参加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队伍中来，跟着共产党走，消灭日寇和打击国民党。
《凡例》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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