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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选的范围，大体以反映陕甘宁一带过去和现在的人民生活者为主……第一辑，“揽工调”
，共十二首，其中反映了劳动人民被剥削的痛苦和他们的劳动生活。
……第五辑，“骑白马”
，共十三首，主要是反映抗战和边区建设的，其中也有对于国民党反动派的暴露和诅咒[15]。
何其芳在其他文章中还说，利用民歌能观察人民的生活和情感[16]。
他不仅把民歌当作搜集作品，而且也当作了解民众生活文化的资料库。
他的许多民歌见解被当作“新格言”
加以引用，他的这些看法是他参与实地搜集活动，并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分析搜集资料的结果。
因此他们在选择要发表的搜集资料时，就选择那些反映阶级苦、民族恨的民歌，认为它们能调动民众的革命情绪和积极性；也能感动知识分子自己加速世界观的改造，使自己更接近民众的生活。
在此之前，钟敬文受到早期俄国的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影响，也对民间文艺作品加以热情的肯定。
不过他在当时和后来还接受了英国文化人类学、日本民俗学和法国社会学的影响[17]，在分析民间作品上，更具有职业民俗学者的倾向。
在新中国初期加强学习苏联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社会史观后，钟敬文与何其芳的观点彼此靠拢[18]。
比较两人的观点可见，在民俗文化领域，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对民间文艺的实地搜集和推介，取决于学者把握人类文化的程度和多角度观察的理论品质。
在这方面不懈努力，民间文艺作品就不致沦为简单的工具。
第三，搜集整理不完整。
由于搜集者中许多是学生青年，缺乏基本的知识和必要的训练，加上时间紧迫，搜集回来的民歌作品只有歌词，没有曲谱。
冼星海曾遗憾地说，这种民歌已失去了“它的生命力”
[19]。
他们还把“有些民歌中的衬字衬语，凡夹在句中，读起来不方便者，在正文中都从略”
[20]。
这种嫌老百姓唱歌“啰唆”
的念头，与前面提到的搜集者嫌老百姓唱歌“重复”
的下意识，都是来自书面文学的偏见。
自由地生长在田野中的民间文学作品被置于这种手术刀下，是无法不遭到厄运的。
何其芳不是毫无担忧的人，他在《凡例》中也说：
由于我们能力的限制，特别是对于陕甘宁边区人民的风习和语言的生疏，在编选和注释上的不妥不周之处，都诚恳地盼望读者们指正[21]。
《陕北民歌选》具有明显的政治导向，这种搜集资料在特殊的战争年代产生，成为另一种民间文艺出版物。
它们对于学者意义，是帮助学者理解民众的贫苦生活和底层社会的文化需求；它们对于学术的局限，是无暇向田野作业理论和专业技术发展[22]。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学者的田野作业工作受到苏联社会主义民间文艺学的影响。
苏联民俗学者尤·科鲁格洛夫的《民间文学实习手册》被引进我国，成为我国高校民间文艺学学科建设的教科书。
在多种影响中，有一种影响比较突出，即将民间文艺搜集活动向群众文化运动推进。
苏联理论认为，应把田野作业的对象和范围扩大到“现在群众业余文化活动的全过程”
，并且应“从大学生中培养民间文艺学者”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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