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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政府文化管理部门受到这种影响，也与高校联合行动，在国内开展了相应的区域民间文艺搜集工作和多民族群众文化活动。
自20世纪50年代初起，政府陆续派出中央政府访问团到中南、西北和西南等大区访问。
访问团所到之处，边深入各地社会进行表演和调查，边搜集当地民俗资料和民间文艺作品，边培养群众文艺的骨干分子。
195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民间文学组的学者奔赴云南，收集、整理了《纳西族的歌》等作品。
奔赴西北地区的学者还调查搜集到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玛纳斯》等，收获重大。
但在不久中苏关系恶化后，这种群众文化运动转变为“大跃进”
民歌运动，则把田野作业彻底政治化了，成为一场以群众文艺形式出现的科学社会主义运动。
在民歌创作几乎已成全民性活动的今天，要收集记录民歌，为数不多的专业音乐工作者更是微不足道了。
因此，收集记录民歌的工作，就应成为群众性的工作。
事实上，业余音乐工作者、音乐爱好者以及劳动人民自己，只要学会识谱和记谱，都是可以做这个工作的[24]。
当时还受到倒计时的超英赶美的政治口号的激将，很多学者的田野作业观也跟着空想起来，想象成任何群众成员进入革命的高温炉就能熔化成民俗学者，这等于对田野作业的放弃。
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针对这种滥用搜集口号的倾向，我国学界出现过批评文字，刘魁立发表了《谈民间文学搜集工作》一文，提出了自己的学术意见。
他认为，应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田野作业的学术活动和工作技术，应加强民众本位意识。
该文在认识田野作业者的记录文本，建立专业搜集队伍和整理资料的意义方面，观点都有所发展[25]。
在当时滚烫的政治热浪中，许多人被烤得睁不开眼，一时还看不出这些意见的分量。
改革开放后，民间文艺学和民俗学恢复了学科建设，接踵而来的，是民俗学者对它们的学术历程、包括田野作业的反思。
这一阶段的学术著述都带有总结历史经验的性质，主要是强调学术工作要坚持学术原则。
1980年，钟敬文主编的《民间文学概论》出版，从回顾历史和面向现实的实际出发，首次对我国民俗学现代田野作业做了学术定位：
民间文学作品的搜集、整理，是一项特殊的调查活动，也是民间文学领域内各项及工作的重要前提和基础。
搜集工作的直接目的，当然是为了保存劳动人民的口头文学，免得它像一阵风似地消失。
然而，保存是为了应用，并不是为了保存而保存。
掌握可靠而充分的民间口头文学的第一手资料对于科学研究的开展，优秀口头作品的传播，人心民情的了解以及文学创作的繁荣等，都是必不可少的[26]。
书中指出，田野作业的资料产品服务于学术研究，但它本身也是一种方法论的产物。
该书还把发展民俗学高等教育的意见正式写进了大学教科书。
自1984起，我国开展了搜集编纂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的浩大工程，在有钟敬文先生参与审查发布的《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工作手册》中，明确地提出了田野作业的学科地位和方法论价值：
民间文学工作是保存和发扬人民文化的工作。
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是整个民间文学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即是独立的工作方面，又是整个民间文学工作中的基础的工作。
它为民间作品的编选、推广与研究提供了可能，成为保存和发扬民间文化的重要手段之一[27]。
这部《手册》对我国新时期民俗学田野作业的实践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以往民间文学作品被“合理”
地“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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