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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倾向，也从此开始扭转。
（三）文本式田野作业的理论特征
文本式搜集活动是一种模式，它要求学者到民间去搜集和整理民间文学的作品。
在这种模式中，我国学者体现了民间文学作品偏好意识。
从现代民俗学的角度看，它有自己的历史基础，也有在现代人文科学环境下呈现的一些理论特点。
它具有学者亲自实践的特点，这种实践本身就有理论意义。
在20世纪初，它是以扩大学者的学术关系网络的途径发挥其理论建设的作用的。
当时民俗学还是一门西方输入的学问，来到中国这样一个文化大国，不与国学传统结合，没有社会认同，是很难落脚的。
在民俗学兴起之初，不少传统国学学门的学者加入，形成新老学科联盟，便成为必由之路。
它能从传统国学上提出问题，促进外来的民俗学进行符合中国国情的建设，有利于提高民俗学的地位。
至20世纪30年代，中国已有一批投入民俗学学术活动的学者，包括胡适、沈尹默、周作人、刘半农、顾颉刚、容肇祖、钟敬文、常惠等。
他们的学术渊源不同，南北风格不同，但彼此呼应，蔚成风气。
钟敬文回忆说，除周先生而外，顾颉刚先生也是一个对于民俗学很致力的人。
在民间文学方面，他的显著的成效，是吴歌的整理和孟姜女故事的研究。
他的工作还不止于此，妙峰山的调查、东岳庙的探究、苏州婚丧礼的考察、泉州土地神的论述等，都是很重要的努力，舍弃本身的价值不论，其提醒别人工作的兴趣之功，就已非浅显了[28]。
一批具有国学名气的学者参加到民俗学工作中来，这本身就是一种符号，传播了民俗学的信息。
他们还能吸引一批后来者，再围绕他们形成了更大的学术圈。
它激励学者利用社会资源开发民俗文化资源，并逐步形成文化内部学者调查民俗的共有思路。
青年钟敬文在此之前与家人只是亲属关系，投身搜集工作后又与家人结成了“公私兼顾”
的工作关系。
他自从向家人搜集故事，才发现“二嫂子的肚子就是一个故事、歌谣的材料库”
[29]。
他要是不搜集呢？他就不知道原来自家也是一个民间文学资源的存放点。
在民众的一方，被列为搜集对象后，更增强了讲故事的兴趣。
他们不但讲给钟敬文听，还讲给别的乡亲听，别的乡亲又讲给周围更多的乡亲听，最后竟产生了学者钟敬文的传说[30]。
民俗文化资源网究竟有多大？无从得知，但我们能够知道的是，学者们的搜集活动能促成两个文化阶层之间的联网，这正是由田野作业方式本身带来的。
它使原来为民众所享用的作品，进入学者和民众双方共享的社会文化系统，民俗学者的研究便从这里出发。
它具有多次往返取证的特点，并成为田野作业的一种具体方法。
田野作业贯穿在民俗学者寻找资料、理论探究和撰写研究著述的各阶段，但学者搜集资料和认识资料的过程不可能一次完成，需要反复进行，这就规定了田野作业的时间长度是由多个短时间段合成的。
20世纪50年代还不是这样，当时我国的民间文学搜集是政府管理项目，有相对充足的政策扶持和经济支持，时间也比较长。
不过这种时间长度并不是纯粹的田野作业时间长度，学者下乡调查与当地的土改运动和群众思想工作相结合，田野调查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任务。
老一代民间文学工作者李星华当时在云南采风，事后撰写总结时，谈到了做群众思想工作的时间，她说，一次不行，可以再来一次。
终于从“不开口”
的农民陈福寿口中，听到了对方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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