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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还说，需要的话，她还可以在当地耐心地住下去，直到被搜集者能够在感情上接纳她，“在讲述中充分发挥了自己的天才[31]”
。
它在主、客体合作中完成工作。
民众是田野作业现场的客体文化的承担者，但绝不是被动者。
学者与民众的合作程度决定了田野作业的质量，也对搜集资料的分类、命名和定性起到实质性的作用。
据刘魁立回忆，1957年的寒假，他留在俄国度假，跟随莫斯科大学的鲍米兰采娃教授去乡间采风。
他发现，她才不像台机器似的，让新见的人瞪着发呆。
她是那种能让被搜集者很容易信任她和自动跟她配合的人。
她总是在这种融洽气氛中工作，完成对民间作品及其讲述人情况的“准确记录”
，这种田野调查就不是一般的群众工作，而是专业化的学术活动。
（她）七八句话就能把人说近几层，记录时给人的印象仿佛是最寻常的听众，等听完一两个故事，她就同讲故事的和其他在场的人谈起家常，在神不知鬼不觉的时候，她的本子上又多了一些材料，如讲故事者的年龄、经历、爱好……[32]
俄国女民俗学家自我平凡化的经历，在我国早期一些民俗学者中也有。
他们的文本式田野作业曾使成千上万的民间作品不致湮灭，功德无量。
但是，从根本上说，这种田野作业的性质，是学者观念占主导地位，改作的成分较多，造成许多记录资料“不大忠实”
，因而在某种程度上损害了民间作品的“真价值”
[33]。
二、民族志式田野作业
所谓民族志式的田野作业，指在田野工作中，民俗学者力求以民众观念为主，对所搜集资料的阐释也大体能反映民众观念的原貌。
我国是有这方面的搜集资料的，它们不限于民间文学作品，还有其他有关民间社会、历史、地理、经济、宗教、组织、信仰和风俗习惯方面的调查资料和研究著述。
从事这类调查工作的，除了民俗学者，还有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语言学、宗教学和音乐舞蹈学等其他相邻学科的学者，他们在自己的著述中也会多少涉及民间文学作品和民俗记录。
这些成果都对文本式田野作业是一种补充。
（一）民俗志式田野作业60年
在20世纪前半期，我国已出现民族志式田野作业，不过都有外来背景。
其中有的是在西方国家的基金资助下开始的。
例如，20世纪20年代末，留美社会学者晏阳初在河北定县发动了中华平民教育运动，参加者中不乏“洋博士”
。
他们掌握当时西方的社会学、人类学和民俗学方法和先进的技术设备，开展了比较科学的农民文化调查。
在近10年的时间里，他们搜集出版了《定县秧歌选》[34]，还搜集了200多首歌谣，600多条谚语，300多个谜语、100多则笑话，撰写了关于定县社会生活的多种调查报告等[35]，造成了较大的声势。
有的是外国学者在华工作的成果。
例如，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德国学者艾伯华在浙江、陕西等地从事田野作业，根据所获田野资料，后来撰写出版了德文著作《中国民间故事类型》[36]以及《中国童话故事和民俗故事》《中国民俗研究及相关理论》等多部英文著作[37]，奠定了他在西方学界的汉学家、人类学家和民俗学家中的多重地位。
另一个比较著名的例子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学者在华北农村调查，搜集了大量资料，编纂出版了《中国农村惯行调查》和《中国民俗文化》等一批著作[38]。
有的田野工作是西方导师偕中国弟子展开的，20世纪40年代后期，李世瑜和他的比利时导师贺登崧对河北万全、宣化两县的民俗方言做了田野调查[39]。
这些田野工作的共同特点是采用当时国际学者通用的田野理论与方法进行工作，除了搜集方言，也注重调查民间社会、民俗环境和民众生活习惯，多角度地挖掘采集民间文学作品，搜集资料完整，符合学术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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