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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史诗式的演讲。
用传统史诗的语言描述某种日常生活事件,如某人被拍照时,他就用传统史诗式的语言说四句话,表现这是一个新鲜事;战士用史诗式的语言描写战斗的经过和他个人的经历等。
到了20世纪60年代,洛德在他的著作《故事的歌手》中指出,史诗类型是由它的口头传统性质决定的。
到20世纪90年代,劳里·航克从文化功能的角度,指出史诗类型具有吸纳古今社会文化和民俗知识的综合性特征,他对史诗类型的界定是:
史诗是一种超级故事。
它存在于一定的长度之中,是具有相当容量的承重物。
它的演唱是表演的权力的体现[30]。
西方学者认为,从史诗类型的总体特征看,它是一个传统叙事系统。
在这个系统内,包含着许多中、短篇的口头文学体裁,如神话、传说、故事、寓言、笑话、歌谣、谜语和英雄传奇等。
在各种不同的体裁中,有彼此相关的叙事类型,而叙事类型研究是民俗学方法论的核心。
无论哪种层次的类型研究都涉及民俗类型的基本概念和叙事功能,都可以被应用于研究民族志的命名、分类、相同类型系统的跨文化比较以及不同类型系统的影响或平行分析等[31]。
研究史诗类型的叙事系统如何运作,如何产生作用,便是一项带有根本性质的民俗学方法论建设的工作。
研究史诗类型的学术目标何在呢?西方学者的观点是,促进分析民间文学中的理想与民众现实生活的关系。
在传统民俗学者的研究中,民间文学作品中的理想和现实是一组二元对立的成分;但在现代民俗学的研究中,重新解释两者的关系,是激活史诗分类研究的一个驱动力。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民俗学所经历的现代化革命的历程,连芬兰学派都对传统叙事理论存疑、继而发起了挑战。
他们的问题是:民俗学者所习惯谈论的“类型”
是否仅仅是一种文本形态?民间文学叙事分类的生成和运行,是不是仅仅服务于传统社会的沟通和集体共享的目的?他们的研究也的确扩大了前人的成果。
他们指出,传统民俗学研究把民间文学作品中的理想与现实区分为两种不同的体裁分类,研究者只能任选其一进行研究,即要么研究理想类的故事,要么研究现实类的故事,这是对叙事分类的一种不小的误解。
事实上,民间文学作品的讲述过程从来都是辩证的。
在民众中间,理想的分类和现实的分类持续地交互使用,这就要求学者的分类理论也应该在此基础上产生。
20世纪初的马林诺夫斯基被困于特罗布里安岛,曾尝试描述当地的现实类民间文学叙事系统,他可谓涉足这一学术问题的第一人。
但是,到了后来,他被迫按照理想与现实的两个平行的分类系统去完成自己的工作,这又使他在客观上成为给出这场学术争论的预期目标的第一位的重要学者。
在马林诺夫斯基之后,近一个世纪过去了,陆续又有民俗学者、民俗学专业的教师和民俗档案馆的专业搜集与馆藏人员等,发现了同样的平行线,但与马林诺夫斯基不同的是,他们对他的开辟工作不是简单的验证,而是给予新的补充。
他们提出,在现实类和理想类的民间文学叙事系统中间奔腾着一条经验性的活动流。
在学者与当地信息提供者合作的过程中,这条活动流可能是对方表达的一个知识体系,也可能是对方叙事的第一手资料,但不管怎样,民俗学者的任务是在活动流上架桥铺路,连通两端的叙事分类,而不是做人为的割裂研究。
民俗学者认识到,最难处理的民间文学作品,是那些曾认为只属于传统社会的、特定精神性集体财富的民间文学体裁,如传说、故事、英雄传奇及其综合类体裁——史诗。
每当他们要找出各类纯粹的体裁文本时候,就会发现是自找麻烦。
因为没有哪种纯粹的体裁文本能够在民众生活中找到。
于是民俗学者需要重新反思分类的概念:它到底指什么?西方学者提出,当我们说到某种体裁分类,所强调的是某类民间文学的性质及其与整个民间文学系统的联系。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不同民间文学体裁之间互相兼容,便形成了史诗一类的综合性类型。
芬兰学派回顾学术史后指出,使用理想类和现实类的分类概念,是由马克斯·韦伯(MaxWeber)的“现实性”
哲学概念演化而来的,这不证明事实上就存在一个独立的理想类的民间文学体裁,他们对此是持保留态度的。
早在1965年,李特顿(C.ScottLittleton)提出过“两把斧”
的观点,呼吁民俗学者考虑到民间文学大量存在“现实类的与寓言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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