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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1,就不能成为覆盖东亚文人共和国的定律。
研究东亚文人共和国,考察其形成、构造、特征、变迁,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而每一个方面都充满了“张力”
。
(1)东亚文人笔谈研究,这是以“人”
为核心展开研究。
“笔谈”
是东亚汉文化圈一种特殊的交流方式,“笔谈”
文献是对笔谈的记录,其中很多笔谈记录散布在笔谈者的出使记录之中,为笔谈提供了可确定的时间、地点、场景、情境,所以“笔谈”
文献具有田野调查报告的意味。
而且每次笔谈必有发起者,发起者对笔谈对象有所选择,发起人的提问方式、期待视野,对谈时的情境走向,以及笔谈结束后,笔谈记录的归属者,都具有深刻的文化内涵。
“笔谈”
文献是一种特殊的文献,其作者一定是跨国界的,他们围绕一件事情展开交谈,实际提供了东亚各国相互理解的方式。
朝鲜时代初期的权近(1352—1409)《送日本释大有还国》云:“情怀每向诗篇写,言语须凭象译通。”
L241江苏吴县文人夏文焘曾在琉璃厂赠诗柳得恭(1749—1807)云:“柳州今有集,箕子旧传碑。
国俗兼家学,于君一遇之。”
1251越南使者冯克宽(1528—1613)在《答朝鲜国使李光》中写道:“彼此虽隔山海域,渊源同一圣贤书。”
1261表达的是东亚文人共有的文化认同之情。
但笔谈有时也是不见硝烟的“文战”
。
朝鲜通信使回国之后,照例要向国王复命,金世濂(1593—1646)在其《海槎录》中,记载了与仁祖的对答:“上问:‘彼国之人有能文乎?’上使对曰:‘不成文理,诗则尤不好。”
I271赵瞬(1719—1777)《海槎日记》也记载了他与英祖的对答:“上曰:“彼以谓朝鲜人文武才皆难以云乎哉?’对曰:然矣。
’”
L281日本在文化年间(1804—1818)为了应对朝鲜文人,也曾编过《拟答拟问》,预先设想了朝鲜通信使的若干问题以及向对方提出的若干问题,并拟出答案,显然也是为了在笔谈间获胜。
(以下从略)
(2)东亚汉文学关系研究,这是以“作品”
为核心展开研究。
就文体而言,涉及诗歌、散文、骈文、辞赋;就问题而言,涉及东亚文人对同一题材的歌咏,陶渊明、杜甫、白居易、苏轼等人在东亚各国的受容与变容,东亚文人相互之间的文学评论,文学经典的更迭、文化意象的变迁以及文体的改造与新创等。
这里面同样存在很大的“张力”
。
(3)东亚书籍环流研究,这是以“书籍”
为核心展开研究。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欧美的书籍史研究中,普遍注重人们的想法和观念是怎样通过印刷品得到传播,阅读如何反过来影响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已经完全摆脱了纯物质、纯技术的研究方式。
在东亚书籍史研究中,以往的工作偏重在汉籍的“东传”
或“回流”
,而较少注重书记的“环流”
(c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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