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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认识论意义上起决定性作用的思维形式对早期浪漫派的观点具有基础意义。
它不是逻辑——逻辑更多属于第一级的、素材的思维——，而是思维的思维。
由于思维的思维直接产生于第一级思维，所以被与对思维的认识等同起来。
对早期浪漫主义者来说，它构成了一切直觉思维的基本形式，并以此获得了作为方法的尊严；作为对思维的认识，它包含了每一其他低级认识，从而构成了体系。
无论浪漫派对反思的这种演绎与费希特的演绎法有多么相似，其中有一典型区别是不容忽视的。
费希特在谈到他的一切知识的绝对基本原则时说：“面对知识，笛卡儿提出了一种相似的原则：我思故我在（）……他……很可能把这一点看成了意识的直接事实。
这也就是说，思维是存在的，我是存在的（ssum，ergosum）……但思维着的（s）这一补充完全是多余的；如果人存在的话，便不是必然要思维的，但如果要思维的话，人是必然存在的。
思维根本不是本质，而仅仅是对存在的一种特殊确定……”
浪漫派的立足点不同于笛卡儿，但这一点并不是我们的兴趣所在：我们也不想讨论，费希特《全部科学论的基础》中的这段言论是否打乱了他自己的步骤，而只是要指出：费希特所熟知的他与笛卡儿之间的对立，也存在于他和浪漫主义者之间。
费希特认为能够把反思移置于原本假定、原本存在之中，而浪漫主义者放弃了那一存在于假定之中的本体论意义上的特殊确定。
浪漫派的思维把存在与假定扬弃于反思之中。
浪漫主义者的出发点是单纯的自己反身思维这一现象；它适宜于一切，因为一切都是自己。
在费希特看来，只有自我具有自己[3]，也就是说，反思唯独在与假定有关联时才存在。
对费希特来说，意识是“自我”
，而浪漫主义者则认为，意识是“自己”
，或换言之，在费希特那里，反思所涉及的是自我，而在浪漫主义者那里是单纯的思维；独特的浪漫派的反思概念正是通过这后一种关系——下面将要更为明确地指出这一点——而建构的。
——费希特式的反思存在于绝对命题之中，它是在绝对命题之内的反思；如果在它之外——由于会导致空洞——反思便没有任何意义。
反思在假定之中确立了直接意识，即直观，以及作为反思的智力直观。
尽管费希特的哲学是从一种实际行动行为，而不是从事实出发的，但在深层意义上，“实际行动”
这一词仍然暗示着“事实”
（Tatsache）、“faitapli”
。
这一实际行动行为的意义是：源于实际行动的行为，而且只有这种意义上的实际行动行为是通过反思的作用而建立的。
费希特说：“因为这一定理的主体[4]是绝对的主体，唯一的主体，所以唯独在这种情况下，随着定理的形式同时也假定了定理的内涵”
。
因此，他认为，只有唯一一种可以有成效地运用反思的可能性，即在智力直观之中。
产生于智力直观内的反思功能之中的，是绝对的自我这一实际行动行为；依此，智力直观的思维是一种相对具象的思维。
换言之，它是费希特哲学的反思，而不是其方法；而方法更多的应当在辩证的假定中去寻找。
智力直观是产生它自己的对象的思维，而在浪漫主义者看来，反思是产生它自己的形式的思维。
在费希特那里，只是在“唯一”
情况下发生的，才具有反思的必然功能，并在这一唯一情况下对比较具象的行为，对实际行动行为具有建构意义；而按照浪漫派的观念，那种“作为形式的内涵的形式”
（FormderFormalsihresGehaltes）的精神形成（Werdees）在不断发生，它首先建构的不是对象，而是形式，是真正思维的无限的、纯方法的特性。
依此，思维的思维成了思维的思维的思维（如此无限继续），这样便达到了第三反思阶段。
只有在对这一阶段的分析中，存在于费希特的思维与早期浪漫主义者之间的重大差别才完全表现出来；这时才能理解，温迪施曼氏讲座中反对费希特的态度是出于何种哲学动机写成的，为何施莱格尔可以在他1808年的费希特书评中——尽管肯定不是完全没有成见地——把他的学派以前与费希特的接触称为误解，这一误解源于他俩为反对同一论敌而被迫采取的论战态度。
而与第二反思阶段相比，第三阶段在原则上是全新的。
第二阶段，即思维的思维，是原始形式，即反思的规范形式；费希特也承认它是这样一种形式，即“作为它内涵的形式的形式”
。
在第三以及之后的每个更高反思阶段，这一原始形式中都出现了一种独特的、表现为双重意义的分化（Zersetz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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