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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三角之法穷，必以句股御之，用知句股者，法之尽备，名之至当也。
管、吕言五声十二律，宫位乎中，黄钟之宫四寸五分，为起律之本。
学者蔽于钟律失传之后，不追溯未失传之先，宜乎说之多凿也。
凡经之难明右若干事，儒者不宜忽置不讲。
仆欲究其本始，为之又十年，渐于经有所会通，然后知圣人之道，如悬绳树槷，毫厘不可有差。
[5]
上述文献表明，戴震在30岁之前还花费了十年时间研究古代典章制度、古代科学史、数学史、西方传来的数学知识。
其中对中国勾股、缀术（将圆形图展开进行细分，然后再合成为圆形）与西方三角形八线方法的优长比较有认识上的不妥，其余的部分都可以看作戴震在文字、语言之外还重视“制数”
的治经学术思想。
如果比较简洁地来概括戴震的治经学术思想，大体上可以说有两条路线：一是传统的小学（或曰类似西方的语文学），二是典章制度史、科学史等史学知识。
这两种知识在人文学领域里都具有较强的客观性与可实证的特征。
这也是晚明以来学者要求以“实学”
（此词意义极其宽泛）代替宋明理学、心学的思辨哲学——虚学的共同倾向。
戴震很少用“实学”
一词，因为宋儒也将他们的学说称为“实学”
[6]，并以之与佛学与道家、道教学说区别开来。
但在晚明、清代学者看来，宋明儒的理学、心学在对待经学的问题上过于偏重思辨，一方面缺乏故训的基础，另一方面缺乏对上古制度史、科学技术史的了解。
要而言之，宋明儒在经学方面缺乏必要的实证性知识。
因此，在戴震看来，他们对经学的研究成果就难以令人信服。
上述戴震所说的“若干事”
，可以概括为知识的考古工作。
这就是说，经学研究除了文字、语言学的基础知识之外，还需要一个更加广泛的知识考古工作做辅助。
第四，研究经学有三大困难，即“淹博难，识断难，精审难”
[7]。
第五，从“道问学”
的角度批评历史上的贤人，一类是博学而不精审的郑樵与杨慎；另一类是陆九渊、陈白沙、王阳明的心学学派一系人物。
他说：“前人之博闻强识，如郑渔仲、杨用修诸君子，著书满家，淹博有之，精审未也。
别有略是而谓大道可以径至者，如宋之陆，明之陈、王，废讲习讨论之学，假所谓‘尊德性’以美其名，然舍夫‘道问学’则恶可命之‘尊德性’乎？未得为中正可知。
群经六艺之未达，儒者所耻。”
[8]而最后一句“群经六艺之未达，儒者所耻”
，似乎就是顾炎武“博学于文，行己有耻”
的改编版。
与顾氏不同的地方在于，戴震将儒者在知识方面的欠缺看作儒者之耻，而不再是顾炎武强调道德修身方面的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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