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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点上，反思一下20世纪70到80年代出现的微处理器技术发展是很有必要的。
正如我们前文讨论过的，微处理器的出现引发了大规模的工厂自动化浪潮，当时微处理器技术在社会各界引发了各种争论，跟现在人工智能引起的争论颇为相似。
彼时，乐观主义者们预测，在不远的将来，我们用来工作的时间将大大减少，每周工作三天或者类似的工作制度将成为常态，休闲时间会大大增加。
只可惜事实并非如此。
为什么呢？有一种观点认为，与其享受计算机、自动化和其他技术进步为我们腾出来的休闲时间，不如把时间更多地用在努力工作上，赚更多的钱，享受更好的商品和服务。
比如我们想买彩电、录像机、CD播放机、DVD播放机、家用电脑、手机，我们也想去海外度假，想要更大更快的汽车、更华丽的衣服、更精美的食物，为了支付这一切，我们必须付出更多的努力。
有人认为，只有全社会都没有过多欲望，都甘于接受简单的生活方式，没有太多消费品，只需要维持基本生活，我们的工作时间才可能大大缩减。
另一种观点认为，技术进步带来的经济利益并没有被平均分配：富人变得更富有，贫富差距越来越大。
不管确切的原因是什么，从20世纪70年代的经历中，我们能够得出一个明显而略让人觉得沮丧的结论，至少在不久的将来，技术可能不会为所有人创造一个悠闲的乌托邦。
这就巧妙地为我们引入了全民基本收入的概念：即社会上的每个人都应该获得一定的保障性收入，不管他们是否工作，也不需要任何考核或者测试。
全民基本收入并不是一个新出现的概念，但最近的技术发展，特别是人工智能的发展，使它重新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有一种设想，人工智能机器人自动化技术将创造足够的财富，使得全民基本收入成为可能（因为机器可以完成工作），以及必要（因为，在这种设想下，人们可能没有工作了：机器把人类的工作机会夺走了）。
我也很想相信乌托邦式的未来，但由人工智能推动的大规模全民基本收入计划在短期内实现似乎并不合理[116]。
首先，人工智能所产生的经济效益必须是巨大的，才能使全民基本收入得以实现，因此就需要远远超过以往的技术创新来支撑庞大的项目，而没有任何迹象表明目前的人工智能发展会带来如此规模的经济效益。
其次，要想推行全民基本收入计划，将需要前所未有的强烈政治意愿：可能会在社会环境极其紧张的情况下才能迫使政府接受这样的行动方针。
我的猜测是，恐怕需要出现大规模的失业潮，这个想法才有可能被提上议程。
最后，全民基本收入将从根本上破坏社会的结构，毕竟在当今社会中，工作占据着核心的社会地位。
目前同样没有任何迹象表明社会做好了接受这种变化的准备。
虽然人工智能是导致工作环境变化的一个重要因素，但它不是唯一因素，甚至可能并不是最重要的。
一方面，无情的全球化进程尚未走到终点，在此之前，它将继续以我们无法想象的方式震撼整个世界。
计算机本身也没有达到进化的终点——在可预见的未来，计算机将会继续变得越来越便宜、小巧，以及拥有更高的交互性能。
光是这些发展就足以持续改变我们的世界，还有生活与工作的方式。
在这个背景下，我们的世界相互联系日益紧密，全世界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格局也在不断变化：化石燃料资源减少、气候变化和民粹主义政治抬头。
所有的因素都将对就业和社会产生影响，对我们产生影响，而这些影响比人工智能大得多。
算法异化以及改变工作性质
在一本人工智能科普书里看到卡尔·马克思（KarlMarx）的名字时，你可能会感到惊讶，但是，这位《共产党宣言》的合著者所关注的问题，与当前人工智能如何改变工作和社会现状的争论密切相关。
特别在19世纪中叶第一次工业革命以后建立起来的异化理论——当时资本主义社会才初具形态。
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关注的是工人与工作和社会的关系，以及资本主义制度是如何影响这种关系的。
他指出，工业革命出现了工厂系统，工人们在工厂中从事重复性的、无聊的、最终毫无成就感的工作，以换取微薄的收入。
他们没有机会筹备安排自己的工作，事实上，他们根本没有控制工作的权利。
马克思认为，这是一种非自然的生活方式。
工人们的工作，从真正的意义上来说是没有意义的，但是工人们别无选择，只能从事这种毫无成就感、没有意义的工作。
可能这些工作状态也会让你点头认同，不过人工智能和相关技术的迅速发展将马克思的理论推向了一个新的维度：在未来，我们的老板可能只是一段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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