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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在意大利的拉文纳（Ravenna）和非洲的迦太基（Carthage）试行总督制，使这些边远地区的最高长官能够总揽当地各方面的权力，及时应付紧急情况。
这一系列强化中央集权专制政策的措施确实保证了查士丁尼王朝的统治，稳定了社会秩序，使他梦寐以求的“一个皇帝”
的君主专制得到强化。
为了进一步彰显皇帝的权威，查士丁尼重新修建君士坦丁堡。
他在“尼卡起义”
中遭到严重损毁的城市中心区大兴土木，聘请当时著名的建筑师伊塞多利（Isidore）和安赦米奥斯（Anthemius）进行规划设计，亲自监督施工。
历时五年的工程结束后，君士坦丁堡再放光辉，据普罗柯比的记载，新建的建筑物包括元老院、纪念碑、圆柱、青铜雕像、30多所教堂、济贫院、收容院、修道院、女忏悔所、避难所、宫殿、广场、大皇宫、公共浴场、花园、饮水渠、蓄水池、柱廊大道、码头等等。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建筑物是圣索非亚（St.Sophia）教堂，其大厅高达50余米，中心穹顶直径30余米，不仅是拜占廷建筑风格的代表作，而且是欧洲地中海世界最高的建筑物，堪称中古时代的一大奇观。
第三个应该提到的是查士丁尼一世的经济改革政策，其成效主要体现在调整税收制度和发展国内外商业贸易两个方面。
拜占廷帝国税收制度是在罗马帝国税制基础上发展而来的。
最初，拜占廷国家的税收属于“土地人头税”
，即在税收中包括耕地、劳动者和劳动工具等诸种因素，在一定期限内，国家对税户进行资产和劳力核算，确定税收额度。
中央政府根据各地核算的结果，登记各省区的纳税额度。
由于拜占廷帝国地方官吏的腐败，上述核算过程被作了许多手脚，纳税额度参杂了极大的水分。
特别是当时流行的“包税制”
严重破坏了拜占廷帝国税制，查士丁尼通过立法废除了包税制，下令全国重新登记各省纳税单位，指示各地税务官员必须以最大的力量和最有效的办法促使纳税人完成政府规定的税收，还将普通税从原有的实物形式变为实物和货币混合税。
与此同时，他针对逃避国家税收的现象，加大了对等级税的征收，对日益兴起的大土地贵族势力进行打击，重点征收贵族土地税。
查士丁尼取消了贵族地主享有的免税权，要求大地主根据各自土地的多寡和劳动力的人数按时按量完成税收。
他还借口大地主在税收问题上的违法行为，对最有势力的地主采取没收地产、强迫捐献和依法惩处的措施。
他对教会地产的限制也同样严厉。
他坚决清理包括高官显贵在内的全国税户，重新核准确定税收等级，增加新税种，整顿全国税收机构，精简各级官府，裁减官员，严厉整肃税收机构和官僚队伍。
他通过法律要求国家官吏必须关心国家利益，保证税收，尽一切可能增加国库收入，特别要按时收缴国家已规定税额的税收。
大批钦差大臣被派往各行省，检查税收情况，各地的主教也被委以监督税收的职责。
凡被发现犯有违反法律规定的官员均受到查处，撤职监禁，财产充公，而为官清廉、办事公道、税收得力的官员则受到奖励和加官晋爵。
查士丁尼经济政策的另一项重要内容是发展商业贸易。
早在罗马帝国时代，东西方商业贸易就已经十分活跃，著名的“丝绸之路”
已经存在了几百年。
拜占廷帝国凭借有利的地理位置，在东西方贸易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
但是，查士丁尼对此并不满足，他希望拜占廷帝国能在对东方的商业活动中占有更大的份额。
当时，来自远东的中国丝绸和印度香料等贵重商品并不是直接到达安条克（Antioch）、亚历山大里亚（Alexandria）等拜占廷帝国各口岸城市，中途需经过萨珊波斯（SassanidPersia）控制的陆路和阿拉伯人（Arabs）控制的海路，巨额利润要经过多次瓜分，特别是在拜占廷和波斯两国关系紧张时期，垄断东方货物几乎成了波斯人手中的一张王牌。
因此，查士丁尼决心打通新的商路，发展海上势力，建立东西方之间直接的商业往来，打破波斯人的垄断。
在这一政策的鼓励下，拜占廷商人积极投身到开发远东商路的活动中。
为了保护拜占廷帝国的商业利益，他发动战争，与波斯人展开了争夺红海贸易的激烈斗争。
正是在查士丁尼的支持下，拜占廷人从中国引进育蚕技术，促使拜占廷帝国从此发展起自己的丝织业，在科林斯（th）、伯罗奔尼撒半岛形成了几个丝织业中心，它们又成为中国育蚕丝织技术西传的中续站，而欧洲也从此开始了其丝织业的历史。
与丝织业同时发展起来的还有手工业，贵金属加工、兵器生产、珠宝首饰制作等都发展成为享誉世界的拜占廷民族产业。
查士丁尼的宗教政策是为其建立统一帝国的总目标服务的。
早期拜占廷帝国历史上曾发生过三次重大的神学争论，即４世纪发生的所谓阿利乌派学说之争，５世纪的聂斯脱利教义（orianism）之争和6世纪中期激化的“一性论（Monophysites）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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