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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假设则很聪明,因为它让性可以一次性剔除两个以上的突变。
英国生物学家马克·里德利有一个很好的比喻。
他说无性生殖和有性生殖就像《圣经》里面的《旧约》与《新约》一般,突变就像原罪。
如果突变速率快到每一代都有一个突变(就好像每个人都是罪人),那么要除去一个无性生殖族群里的原罪,唯一的办法就是毁掉整个族群,不管是用洪水淹没他们,还是用硫黄烈火烧死他们,或者用瘟疫毁灭他们。
但是反过来说,如果有性生殖的生物可以忍受数个突变而不受伤害(直到它们可以忍受的极限),那么性就有办法从表面健康的父亲与母亲那里搜集突变,然后全部集中到一个小孩身上。
这就是《圣经·新约》的办法,耶稣为了所有人类的原罪而死,性也可以把全族群的突变累积到一个替罪羔羊身上,将他钉在十字架上牺牲掉。
因此,康德拉肖夫的结论就是,只有性才有办法避免大型复杂生物因突变引起的灭绝。
因此无可避免的结论就是,没有性就不可能有复杂生物。
虽然结论很有启发性,不过并不是每个人都同意。
许多科学家还怀疑康德拉肖夫提出的两个假设,同时,不管是突变速率还是这些突变彼此之间的交互作用,都难以直接测量。
要说有什么是大家都同意的,那大概就是康德拉肖夫的理论或许可以解释少数例子,但无法解释随处可见的大量性行为。
他的理论也无法解释,性如何从单细胞生物中发展出来,因为这种简单的生物还不需要担心身体变复杂,也不必担心那些原罪问题。
现在,性对整个族群有好处,因为它可以把有利的基因组合集中在一起,也可以把不利的基因组合剔除。
20世纪上半叶,普遍认为这个问题算是解决了,虽然费希尔爵士对于他自己的理论持保留意见。
简单来说,费希尔和达尔文一样,相信自然进化应该作用在个体身上,而不会为了整个族群的利益着想。
不过他也觉得不得不为基因重组现象做一些破例解释:“可能是为了某些特定的利益而非为个体的利益而进化出来的。”
尽管康德拉肖夫的理论确实支持性对大部分个体有利,只须偶尔牺牲一两个替罪羊,但就算如此要看出性的好处也要等上好几代。
它并不是直接发给个体的红利,至少从一般人的观点来看不是。
费希尔的疑虑一直暗流涌动,最后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爆发出来。
那时候进化学家们正努力想解开利他主义与自私基因之间的矛盾。
许多进化学界的名人都投身其中,包括乔治·威廉姆斯、约翰·梅纳德·史密斯、比尔·汉密尔顿、罗伯特·特里弗斯、格拉汉姆·贝尔和理查德·道金斯等人,全都开始动手解答这个问题。
很快人们意识到,生物界很少有什么东西是真正利他的,如同道金斯所言,我们全都只是被自私基因所操纵的盲目傀儡,这些自私的基因只为自己的利益工作。
可是问题在于,从自私的观点来看,为什么那些作弊行为没有立刻胜出?为什么会有个体愿意牺牲对自己而言最佳的利益(靠无性生殖),去换取那些只有在遥远的未来,才对物种有好处的累积红利(基因的健康)?我们算是有远见的了吧?但是连人类也很难为自己子孙的将来利益而奋斗,想想那些过度砍伐的雨林、全球暖化与人**炸等问题,那自私的进化又怎么可能会把性所带来的长远族群利益,放置在双倍成本之前?更何况性还有那么多显而易见的缺点。
关于我们为何陷在性里面,一个可能的答案是,性很难反向进化为无性。
如果是这样,那么性的短期成本就不是可以讨价还价的了。
这个观点确实有点道理。
之前我提过,所有靠无性生殖的物种都是最近才进化出来的,大约在数千年前而非数百万年前。
这些无性生殖的物种很罕见,兴盛一段时间之后就慢慢衰退,最终在数千年内灭绝,这正是我们所预期的模式。
尽管偶尔有些无性生殖的物种可以发展到“繁荣”
的地步,但是无性生殖物种却从来没有办法取代有性生殖的物种,一直以来环境中无性生殖物种的数量都太少了。
此外还有一些“偶然”
但很合理的理由,来解释为何有性生殖的生物很难回去过无性生殖的生活。
举例来说,哺乳类动物有一种现象称为基因印记,是指基因会标记它来自母亲还是父亲,而基因的表达取决于它们在母系染色体上还是在父系染色体上。
意味着子代一定要从父母双方各继承一份基因,否则就会无法存活。
如此一来,要解除对性的依赖性想必很难,毕竟目前为止还没有哺乳动物放弃有性生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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