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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道理，松柏类植物也很难放弃**，因为它们的线粒体由母系胚珠遗传而来，但是叶绿体却由父系花粉遗传而来。
子代想要存活的话一定要继承两者，因此就需要一对父母，所有现在已知的松柏类植物也确实都必须依靠有性生殖。
但是这个观点也只能解释这么多了。
应该还有更多原因可以解释性不只让族群受惠，也对个体有直接益处。
首先，很多物种，如果算上大量的单细胞生物，那可以说是绝大多数的物种，都有“兼有**”
，也就是偶尔沉迷在性行为中，频率甚至可以少到每三十代才有一次。
事实上，有些生物比如名为贾第虫的寄生虫，从来没有被直接记录到发生性行为，但是它们却保有全套减数分裂所需的基因，所以或许在研究人员没有观察时，它们会偷偷摸摸地寻找伴侣**。
这一现象并不只存在于难以观察的单细胞生物中，在大型生物中也可以看到，比如蜗牛、蜥蜴或草，它们也会随着环境变化而在无性生殖与有性生殖之间转换。
它们可以在需要的时候随时回头去进行无性生殖，因此并不能用偶然来解释这一现象。
还有一个类似个体有益理论可以解释性的起源。
当第一个真核细胞“发明”
**时（见后节），在无性生殖的族群里，应该只有很少数的细胞会进行有性生殖。
为了将性行为传播到整个族群（从结果来看这是必然的，因为现在所有的真核细胞后代都会进行有性生殖），有性生殖产生的后代一定有某些优势。
换句话说，当初性可以传播必定因为它对个体有益，而不是只对族群有益。
美国生物学家乔治·威廉姆斯在1966年首先提出，尽管要花双倍的成本，但性一定会对个体有益。
曾认为已经解决的问题现在又回来了，而且变得更复杂。
有性生殖的个体要在一群无性生殖的族群里面传播性行为，必须每一代都比对手多出一倍以上的生存概率。
但同时我们也很清楚有性生殖机制的公平性，每产生一个赢家就有一个输家，每产生一个好的基因组合就有一个坏的基因组合。
能够解释这些现象的理论，一定要既影响重大又改变甚小，既明显可见又捉摸不定，也难怪它吸引了生物学界最聪明的人。
威廉姆斯把重心从基因转到环境，或者准确地来说是生态学。
他问，和自己父母不同有什么好处？答案是当环境变迁的时候这点可能很重要，或者，当生物拓展领土、发展根据地、散播和迁移的时候可能很重要。
威廉姆斯的结论是，无性生殖有如买100张号码一样的彩票，但是这不如买50张彩票，每张号码都不一样，而这正是有性生殖提供的解决之道。
该理论听起来很合理，而且在某些情况中是对的。
但不幸的是与现实环境中搜集的资料比较之后，这又是众多聪明理论中第一个被淘汰出局的。
如果有性生殖是由环境变动引起的，那在环境变动无常的地方，比如高纬度或高海拔，或河水会不断泛滥然后干涸的地方，应该会发现较多的性行为才对，但是没有。
事实上，在环境稳定、生物族群庞大的情况下，可见到较多有性生殖，比如湖海或热带地区。
一般来说，当环境变迁时，动物或植物会追随它们喜好的环境，比如说当气候变暖时，就紧紧跟随冰层消退的脚步往北迁。
环境变异大到每一代子孙都要做些改变是非常罕见的。
偶然的性行为比较像环境变异造成的结果，就像那些每30代才有一次性行为的生物，既可以克服性的双倍成本压力，又不失去重组的能力。
但这不是随处可见的性行为，至少不存在于多细胞动植物之间。
其他生态理由，比如为了竞争生存空间，也不符合观察数据。
在这出剧尚未落幕时，红皇后登场了。
如果你不知道她是谁，那容我介绍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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