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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只学问长进,许倬云还在留学期间参加了当时波及全美的黑人民权运动,目睹了芝加哥选举的舞弊,得以深入观察美国。
“我本以为美国民主制度下是一个公平、公正的社会,却在民主自由的背后看到那么多的丑陋东西。”
许倬云说,“那五年我从青年人一步跨到成年人。”
带来新观念的老师
1962年,许倬云三十二岁,博士毕业。
他对“三十而立”
有自己的理解,“立”
不是建功立业,而是“自立,不跟着人走”
。
他要在“读书以外,做人,处事,关心社会,关心世界,找自己的路”
。
尽管美国有五份工作找他,他还是回到我国台湾,接受“中央研究院”
历史语言研究所和台湾大学的合聘。
1964年,台大历史系二年级学生陈永发被上古史课吸引,因为授课老师许倬云的课堂让人“耳目一新”
。
他不但中外古今涉猎极广博,常从社会学、政治学等不同角度讲课,而且课堂非常开放,指引学生去看大量资料,喜欢有人提出不同观点,甚至从校外找不同的学者来给学生讲述当前最新的研究成果和心得。
如今,已经成为“中研院”
院士的陈永发回忆起五十多年前的那段记忆还非常感慨。
“那个时代的老师视野普遍都很窄,上课讲一讲,听完了就考试。”
很多历史系学生都很迷茫,不知道历史学用来干什么,许倬云对本科生都会花力气指导,不是简单地传授知识,而是“给学生启发性,给我们开眼界,让我们对历史有不同的理解,告诉我们做学问的途径”
。
1964年,才担任副教授两年的许倬云就升为教授,并很快接任台大历史系主任。
同年,他还当选“十大杰出青年”
。
许倬云出任系主任后的第一桩事,就是把当时由于政治原因被“教育部”
派到台大历史系的“立法委员”
等人的兼课取消,一年后干脆对这些人停聘。
这在当时是没人敢碰的“马蜂窝”
,但许倬云非常反感当时国民党对中国近代史的“粗糙”
解释,坚持学术上的自由,拒绝政治干预。
对那些主张自由主义又有骨气的学者,许倬云内心都很敬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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