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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且,要全面理解中国革命的过程,不研究这一时期社会演变的诸侧面也是不全面不深透的。
所以,如何适度突破已有的研究模式,建构新的研究框架,这是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兴起之初面临的首要问题。
19世纪80年代中国近代社会史的复兴与重建,是在对旧有研究模式的反思、改革开放形势的转变、国外社会史理论的引入这样一种大背景下进行的。
开展社会史研究适应了学术发展的需要,也顺应了时代发展的潮流,社会史复兴之初的主要目标是“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
。
在近代社会史研究成果的推动下,中国近代史的研究理念、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均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简单化、教条化的“革命史”
和“阶级斗争史”
模式已经被突破,中国近代史重新建构了新的知识体系;并由此丰富、深化、扩展了中国近代史的内容。
这应该是具有时代性的变化。
2.汲取新知,更新方法
社会史的兴起一开始就体现着一种高度的学科开放性特征。
作为“新史学”
的社会史实际上是在历史学和社会学的交叉渗透基础上产生的新学科,因而,社会学概念、范畴、理论方法的植入似无可非议。
“在所有的社会科学中,社会学和人类学在观点上与历史学最为接近。
当代社会与过去社会之间的分界线是微妙的,不断变动的,而且是人为的。”
①社会学的理论、范畴、方法被大量引入历史学,显然是从社会史开始的。
而且,“从严格的逻辑意义上说,社会科学家使用的唯一证据——无论其研究领域多么特殊——只能是历史的证据”
①。
因而,“新术语滔滔不绝地涌向历史科学,它们更一般、更抽象和更严谨,其性质与传统历史概念迥然相异。
这一科学术语向历史科学的‘大迁徙’绝对是一个进步过程”
②。
由此,“不管历史学家愿意与否,社会学将成为史料外知识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历史学家缺此将无法应付任何最具体的研究”
③。
正是从社会史的兴起开始,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呈现出日新月异之势,并大量引入西方学者的理论模式,如施坚雅的“区域经济理论”
、萧公权与周锡瑞等的“士绅社会”
理论、罗威廉的“市民社会”
分析、黄宗智的“经济过密化”
分析、杜赞奇的“权力的文化网络”
及乡村基层政权“内卷化”
的研究、吉尔兹的“地方性知识”
、艾尔曼的“文化资本”
解释方法等。
近年来,中国学者提倡“新史学”
或“新社会史”
的研究,试图在引入过程中建构起“本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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