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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终被置于社会伦理和社会等级的藐视之下。
“中国视商人素不甚重，即有拥资巨万，人争赴之，而背地尚多微词以为彼虽势焰熏灼，不过一市侩已耳。”
①在王朝和社会的角度看来，商人以逐利为唯一目的，是既危害王朝统治的安稳，又**佚人心祸乱社会的渊薮。
“商人无弊不作，其家资巨万，皆由包庇违禁货物，欺诈中外商夷所得。”
②
拥有天下也富有四海的皇家，对商的极度恐惧，就在于它以特有的敏觉意识到“利”
在民间的无限制的扩张，终究会异化为埋没王权或无视王权的社会力量。
这一为后来历史事实所反复验证了的必然，被封建文明及早地从等级秩序和价值观上严格地倍加限制，以防患于未然。
这体现着中国封建社会文明和政治智慧的高度成熟。
1797年5月，直隶邢台县境内发生一起由民呈请开矿采银，反被朝廷下谕严处的事件。
嘉庆皇帝的朱批谕旨中，充溢着中国封建文明对于“商利”
的独特见解：
且千百为群，经年累月，设立棚厂……以谋利之事，聚游手之民，生衅滋事，势所必然……在边省犹不可行，而况近依畿辅……国用本无虞不足，安可穷搜山泽，计及锱铢?……实属不安本分，俱著押递本籍，交地方官严行管束，毋许出境滋事。
……朕广开言路，非广开言利之路也。
聚敛之臣，朕断不用。
③
1801年7月，嘉庆皇帝又再度重申：“上下言利，国事尚可问乎?”
④对于财产或经济利益的高度警觉和不懈追求，是伴随着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一个难以解脱的课题。
负有对人类命运终极关怀使命的思想家、人类学家或历史学家，都在从不同途径力求解答这一困扰人类发展的难题。
莫尔根在风靡世界的《古代社会》名著中，对于财产的论述似乎同中国清朝皇帝对“利”
的担忧有着相同的感受：
如果人类的进步是将来的，恰如过去一样，是人类的原则的话，那么仅仅一种获得财产的生涯，决不是人类最终的命运。
①
然而，立脚点却又有着根本的不同：莫尔根关注的是在财产增殖的同时，人类的政治民主、精神文明、教育文化、权利平等应该获得同步发展，“总有一天将要到来，人类的智慧将要起来驾驭财产，规定国家对于它所保护的财产的关系，以及规定财产所有者的权利和义务及范围”
②。
中国文化和封建王权关注的却是对于利的高度限制，以对追逐“利益”
的商的社会地位的剥夺来保持以农为本的社会秩序的稳定。
中国传统社会推崇“贵义贱利”
的价值观，这是重农抑商和士首商末社会生活情状的观念表现。
“贵义贱利”
的价值观引导着整个民族社会生活的趋向。
尽管围绕着“义”
与“利”
，中国传统文化中也出现过多次辩驳之声，但“义利之辨”
的历史进程终究没能给“利”
以适当的地位，反而愈辩愈把“义”
高擎为人生唯一的价值取向，也愈把人生实际上须臾不可或缺的“利”
视为罪恶，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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