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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封建社会末期，这一价值观已不再是“圣贤”
力挽颓倒之风的倡导，而是浸透在社会文化心理中的一种自觉。
立身为人，先讲“义利之辨”
:“学要得头脑清，莫先于辨义利之界，要得脚跟实，莫切于严诚伪之关。”
①因此，在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中，等级制度、价值观念、社会分工、文明走向的高度整合，使“士农工商”
的有序结构模式及其社会地位，始终处于相对稳定状态而难以变动。
一旦社会进步走向更广阔的境界，自给自足的农本经济与世界经济市场发生对撞时，这种封闭的“士农工商”
结构就无法继续均衡地发展下去。
这一传统社会结构的失衡始于近代。
“士农工商”
社会结构的错动，首先表现为“末商”
与“农本”
的地位变动。
由于近代社会生活内容的重大变化，有识之士从两个基本视角出发，发现“士农工商”
传统结构已经很不合时宜了：一是从中西社会文化和国力的横向对比上，认为“中国以农立国，外洋以商立国”
②，而只有工商之业才能成为国家民族由贫弱而富强的转摈，“西国明此而至富，中国昧此而至贫”
③。
二是通过古今时代变化的纵向对比，认为“士农工商”
结构只是历史上自给自足农耕经济的产物，也只能适应那个时代的需要，“稽古之世，民以农为本；越今之时，国以商为本”
④。
近代中国社会正处于世界列强竞争之时，古今大变局之际，在以力量或物质文明而不是以道义或礼仪文明赢得国际地位的近代，不打破“士农工商”
结构模式，一味拘泥于“末商”
“贱商”
或“士首”
的等级结构模式，中国社会便无法摆脱农耕经济的狭小天地而走向世界。
时代已呼喊着“末商”
地位的根本性变革。
在实际生活中，面对西方商品的巨大冲击，近代中国人开始淡化了“末商”
意识。
“中国自互市以来，商务日盛”
⑤，“沿海士民嗜利忘义，习尚日非”
①。
近代社会确实已今非昔比，人们的生活态度及价值观均不同于以往：“今之富人无不起家于商者，于是人争驰骛奔走，竞习为商，而商日益众，亦日益饶。
近者里党之间，宾朋之际，街谈巷议，无非权子母征贵贱矣。”
②于是近代中国开始摒弃了传统的“贱商”
或“末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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