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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念，在求强求富的目标下涌动起一股“重商”
或“商本”
的社会思潮。
19世纪60年代初，曾国藩在洋务运动中就形成了“商鞅以耕战，泰西以商战”
的认识；70年代湖广道御史李番则明确提出了“以商敌商”
③的政策，可视为近代“重商主义”
之蒿矢。
此后，饱尝民族耻辱苦胆的士大夫逐步意识到“商”
在近代社会中的实际作用，开始反叛传统的“重农抑商”
“重本抑末”
教条，主张要救世图存改弦易辙，“以商务为体”
，“以工商立国”
。
④
历史的发展已确凿地向社会宣告，西方列强咄咄逼人的攻势，远非“坚船利炮”
所能抵御得了，国家和民族的强盛也不单纯以“船炮”
为标志。
真正对中国社会结构和文化形成强大而持久冲击力的，恰恰是以商品为前导的经济力量。
因而，无论是身处庙堂的洋务派官员，还是伏处乡野的知识分子，都形成了“商战为本，兵战为末”
⑤的共识。
“今之谈时务者，莫不知崇尚西法，诚以西法为富强之本……谋富之道非先致力于商务不可。”
⑥
重商主义或商本思潮的勃兴，在人类文明史上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它是中世纪社会走向近代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历史前奏，是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一个中转历程。
“它的存在及一定程度的发展，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就是历史的前提。”
①西欧社会的重商主义思潮发轫于农本经济社会内部，并且逐步获得了“商业资本”
社会力量和国家政权强有力的支持，由此很快形成一种“商业对农业支配”
的新局面。
诚然，近代中国的“重商”
或“商本”
思潮发生的历史条件不同于西欧，它是在外力冲击下谋求“以商敌商”
富强之道的时代产物，而不是农本经济结构内部生发出来的反叛力量。
然而，作为历史发展的必然，它的出现不仅仅意味着社会价值观和文化结构的变动，而且也映照着并导致了传统社会结构的错动。
19世纪六七十年代形成，80年代得到充分发展的“工商立国”
的商本思潮，便是近代社会生活和社会结构变动的观念表现，也是对传统“农本”
结构及“士农工商”
社会地位的反叛。
“商末”
变为“商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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