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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历史过程，意味着传统社会中“士首”
“农本”
结构的根本性易变。
在洋务运动或以后一系列商务活动中，官与商的结合明示了商的地位的变动，或者说至少是改变了“商末”
的传统地位。
“官吏经商，例有明禁……而官吏误会其意，无不夜郎自大，贱视商贾，虽一命之夫，对于圜圆中人，亦复趾高气扬，若有不屑为伍之意。”
②在传统社会中，官与商等级分明，鸿沟难逾。
但是“同光以来，人心好利益甚，有在官而兼商业者，有罢官而改营商业者……”
③尤其早期“官督商办”
或“官商合办”
形式的官商关系，对于一向被视为贱役的商的地位的提高，是一次根本性转折。
依存于近代企业形成的官商结合的关系，有助于弥平官与商之间森严的等级鸿沟。
因此，经过“官督商办”
“官商合办”
"商办"实业的发展历程，近代之商事实上已不再是屈居“四民之末”
而备受抑勒的“贱商”
，而俨然上升为关乎国家民族强盛命运的“立国之本”
。
对于传统“士农工商”
结构而言，这是一次历史性变动。
“窃观自周秦以来，商政废弛……严不得仕宦之律……故太史公《货殖传》曰：掘冢，奸事也，博戏，恶业也，行贾，丈夫贱行。”
①而近代之“商务者，国家之元气也，通商者，疏畅其血脉也”
②。
到20世纪初年，清朝中央也在上谕中明确“夫工商之业，为富国之本”
③，从国策上开始确立了“商”
的根本地位：“通商惠工，为古今经国之要政。”
④几千年屈居社会下层的“末商”
，终于获得了“商本”
的地位。
“商本”
地位意味着对“农本”
地位的排挤，并由此引发了“士农工商”
传统结构的失衡。
因此，在1905年全国反美爱国运动中，“商”
似乎是以时代娇子的口吻骄傲地向整个社会各阶层宣告：
窃闻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天下虽分四民，而士商农工（已不再称‘士农工商’，标志着‘商’社会地位的变动——引者注）具为国民之一分子……方今拒约事起……而实行之力，则惟商界是赖。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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