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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演说之关系于国家人民，非浅鲜也!”
⑤1905年，天齐庙宣讲所就附设一个专门机构，向人民劝募“国民捐”
①，从社会舆论和民众话语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具有现代性的国民意识被普遍认同的程度。
民众运动层面上展示的民族主义的时代特征，与思想家学理层面上的民族主义的时代内涵存在着历史的一致性。
梁启超在1901年10月发表《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揭集了近代民族主义的时代特征。
梁文提出：“民族主义者，世界最光明、正大、公平之主义也。
不使他族侵我之自由，我亦毋侵他族之自由。”
②梁启超同时指出，西方民族主义已发达数百年，当时已进入民族帝国主义时期，我中国人民正受此民族帝国主义侵害。
故“知他人以帝国主义来侵之可畏，而速养成我所固有之民族主义以抵制之，斯今日我国民所当汲汲者也”
③。
值得注意的是，“国民思想”
或“公民权利”
思想也构成梁启超近代理性的“民族主义”
思想体系中应有之义。
“对梁来说，近代国民思想包含了公民权利。
国民不再是传统制度下的臣民，他们是国家主权的主体。”
④
此后，梁启超在其《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又首次提出了“中华民族”
的概念，为此后学者谈民族主义问题立一典范。
梁启超于1902年2—4月在《新民丛报》上发表《论民族竞争之大势》一文，更加明确地指出：“今日欲救中国，无他术焉，亦先建设一民族主义之国家而已。”
建设民族国家是近代民族主义的中心内容。
梁启超最早揭明此义，亦属可贵的贡献。
此后梁启超之言论、活动均不脱建立民族国家，争取中华民族之国际地位这一总目标。
如果不是过分拘泥于细枝末节的历史表象，我们则可以从历史演变的大势中分辨出近代中国民众抗争运动所具有的时代性界标。
因为无论从其组织形式还是从其精神内容来看，1901年义和团运动之失败，成为截然分划两大时代民族主义运动（传统民族主义与近代民族主义）的历史分界。
这一重大历史转折不仅仅体现在民族抗争实践运动中，而且也是近代思想家和社会思潮由传统走向近代的历史成果。
这是我们认识《瀛寰志略》历史地位与思想价值的历史大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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