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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为魏源判定是否为“夷”
的基本标准。
由此可知，在《瀛寰志略》时代，即使如魏源之开明和开放，也未能摆脱这套传统的话语体系。
19世纪60年代后，经过两次鸦片战争的创痛和迫于西方列强的压力，又经过朝野上下“中学西学”
论争后形成的“中体西用”
文化原则的相对认可，强固的“华夷之辨”
的话语模式逐步开始消解，并一度出现“夷”
“洋”
或“夷”
"西"并行局面。
这种情形突出体现在冯桂芬使用的话语中。
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完成于1861年，全书共40篇，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军事各个方面。
有4篇文论与西方国家或西学相关（《制洋器议《善驭夷议》《采西学议》《重专对议》），而在此4篇议论中，虽然题目中“洋”
“夷”
并用，“西”
"夷"同行，但在具体内容的阐释中，冯基本上还是坚持“华夷”
话语。
一方面，在《制洋器议》约3000字的篇章，用夷字34处，《善驭夷议》约1500字，用夷字27处，《采西学议》约2000字，用夷字8处，《重专对议》800多字，用夷字5处。
①另一方面，《校邠庐抗议》其余谈内政事，偶有用夷字处，如“诸夷以开矿为常政，不闻滋事……夷书动言鸦片害人”
②;“彼诸夷以利为国，富商辄与大酋敌体”
③。
而代表冯氏变法思想的名言，“法苟不善，虽古先吾斥之；法苟善，虽蛮貊吾师之。
尝博览夷书而得二事焉，不可以夷故而弃之也”
④的思想表达，也几乎是一“夷”
到底。
尽管，在事后和世后的境况下，人们可以体会到思想先行者们努力的不易，诚如王韬所评：“一代大儒，千秋硕学”
，“不泥于先法，不胶于成见”
，“知西学之可行，不惜仿效；知中法之已敝，不惮变更”
。
⑤但是，我们却不能不客观地指出，当时，激愤于冯氏内心世界的恰恰是“华夷”
优越地位倒错引发的不平，即“堂堂礼仪文物之邦，曾夷法之不若，可慨也已”
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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