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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世纪之交的新旧之争进入了学制层面。
然而，当年以《劝学篇》“权衡新旧”
的张之洞却成为学制更替时期新旧之争的主角。
面对旧学势力的抵力相阻，张之洞极力主张以新学堂取代旧学制，会同张百熙、荣庆奏请朝廷当以兴新学为主导，认为新学堂优于科举旧学之处所在多多：其一，科举文字，每多剽窃，学堂功课，务在实修；其二，科举止凭一日之短长，学堂必尽累年之研究；其三，科举但取词章，其品谊无从考见，学堂兼重行检，其心术尤可灼知。
因此，新学与旧学相比，则为“凡科举之所讲习者，学堂无不优为，学堂之所兼通者，科举皆所未备，是则取材于科举，不如取材于学堂”
②。
所以，虽然后人对张之洞有着“以其先人而新，后人而旧”
③的费解之谜，张之洞本人却执着地以“倡新学”
为自得，其弥留之际仍谓：“洞近年以来，于各种新学、新政提倡甚力，倡办颇多，岂不愿中华政治焕然一新，立刻转弱为强，慑服万国?”
④因此，尽管梁启超认为戊戌政变时的张之洞曾是“纠率许多”
旧学家“和我们争辩”
的魁首，但在新学的价值及其作用方面，他们具有更多的共识，其主要之点即在于张之洞也是将西学纳入中学之内，并构成新学堂的学科体系。
梁启超也认可张在新学方面的建树：
今海内大吏，求其通达西学深见本原者，莫吾师若；求其博综中学精研体要者，尤莫吾师若。
故为今之计，莫若用政治学院之意以提倡天下。
……启超以为所设经学、史学、地学、算学者，皆将学焉以为时用也，故事务一门为诸学之归宿，不必立专课。
①
以兴学堂而立学制，以“合中西”
而新学术，是晚清以来新学大张的主流趋向，也是朝野上下相对一致的认识。
其间或有因时因势而易变不居，因人因事而各有侧重，却终未能脱其以学堂代科举、合中西为一体的新学发展的历史大势。
戊戌政变宣告了康、梁新学派的失败，然而，“康旋起‘思想界一大飓风’之《新学伪经考》的‘新学’原指东汉新莽之学，但‘易世误读的结果，竟变成了流行于晚清的普泛新学的同义语”
。
“晚清新学的第一号领袖人物当然非南海先生莫属。”
虽然学术根基上康、梁因经学和史学旨趣各异，但“同为新学翘楚”
②，成为近代中国学术文化和思想史上新旧更嬗的历史主导。
他们所开启的学术路向氤氲成风并玉就了一个具有特色的时代：“故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道咸以降之学新。”
③
更为重要的是，20世纪初废科举兴学堂的学制变革，正是康、梁以新学取代旧学的主旨所在。
以学堂为标志的新学从制度上终结了以八股科举为特征的旧学，因此，当梁启超回观戊戌历史时，那段凶险、诡谲的新旧之争的成败得失比之于历史的巨大进步，不过只是“所谓‘新学家’”
“表面上”
的"失败"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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