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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新约字面，络绎笔端焉。”
“言龙者指孔子，言蛙者指孔子教徒云。”
①由此日常生活中的情趣，可以感知所谓新学家们与中国传统学术（周秦时期）上渊深根固的关联；也可体悟出融孔佛耶三教一体，杂糅中西之路向，从一个侧面体现着新学之演进轨迹和特征。
所以，抛开中学深厚的历史之源和千曲百回的流迁蜕变动因，根本就无从谈及近代中国的新学。
因此，将新学直接视同于西学的识见，未免有轻谩无稽之嫌。
如果不将近代新学置于清代学术乃至整个中国学术演变的历史进程中，就难以超越“时流”
的遮蔽，而获得富有时代性和历史性的认识。
就此而言，梁启超洞微察远的卓见予我们以更多的理性启示。
首先，近代新学是清代学术内在动因发展的必然结果。
倘若着眼于“长时段”
的学术演变史，梁启超认为道、咸以降的新学是自西汉以
来中国学术“第五变”
。
②即使仅从清代学术流变趋向来看，新学的生成和发展也表现为“本朝二百年之学术，实取前此二千年之学术，倒影而缫演之，如剥春笋，愈剥而愈近里；如啖甘蔗，愈啖而愈有味。
不可谓非一奇异现象也”
③。
晚清之际，“则世变日亟，而与域外之交通大开。
世变亟，则将穷思其所以致此之由，而对于现今社会根本的组织，起怀疑焉。
交通开，则有他社会之思想输入以为比较，而激刺之淬历之，康、谭一派所由起也”
。
固然“交通开”
后西学之影响不容忽视，然就各时期学术之争的核心问题而言，却并不主要体现在西学方面，其演进路向为：第一期顺康间，程朱陆王问题；第二期雍乾嘉间，
汉宋问题；第三期道咸同间，今古文问题；第四期光绪间，孟荀问题孔老墨问题。
①基于此，梁启超总括为：“要而论之，此二百余年间，总可命为古学复兴时代。
……至今日而葱葱郁郁，有方春之气象焉，吾于我思想界抱无穷之希望也。”
②
近代新学是清代学术本身蜕变、演进的结果，尤其是在道、咸之后“当洪杨乱事前后，思想界引出三条新路”
，即其一宋学复兴，其二西学之讲求，其三排满思想之引动。
③然毕竟“第一期所谓西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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