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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康有为汇聚并整合了晚清学术文化的蜕变趋势，完成了由旧趋新的历史转折。
晚清学术演进的路向“先后衍成三种趋势”
（梁启超所述之“乾嘉间朴学之正统派”
“经世致用之学”
“泰西之学”
②），而“三种趋势”
虽已孕育着反叛旧学的内在动因，却是由康、梁适势而起完成了“集其大成”
的历史任务，从而以新学标领时代。
所以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之大势》中说：
近十年来，我思想界之发达，虽由时势所造成，欧美科学所簸动，然谓南海学说无丝毫之功，虽极恶南海者，犹不能违心而为斯言也。
南海之功安在?则亦解二千年来人心之缚，使之敢于怀疑，而导之以入思想自由之途径而已。
自兹以还，浏阳谭壮飞著《仁学》，乃举其冥想所得实验所得听受所得者，尽发之而无余，而思想界遂起一大革命。
③
甲午战争后的康有为因应着鸦片战争之后“清学”
的历史走向，决然地“于时舍弃考据帖括之学”
，“以经营天下为志”
。
④
近代新学体现着20世纪中国学术演进的特性。
时代的推演使得“中国千百年来依托圣贤而编织的‘意义之网’”
到甲午战败后已“千疮百孔”
，“已经无法再使中国人继续自我悬挂其中”
。
因此，从旧学而蜕变出新学以为中国时代之灵魂，乃当务之急。
新学的勃然而起，使“中国传统文化受到了攻击，固有的价值系统遭到了否定，中国士子开始……日益向新型知识分子的思维方式转化”
。
然“值得我们珍视的是，在20世纪里，面对新学及其种种论述话语，一些大师以他们的史学实践为我们做出了如何治学的表率——既不囿于传统，又不惑于新奇，沦入‘入主出奴’之劣性”
①。
因此，在晚清及近代新学历史上，康、梁不仅顺应着时代发展的趋势，而且也代表着时代的一个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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