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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述义和团的文论文本，有以单篇文论形式描述之，见诸报刊的，更多的则是以成文著作文本形式表现。
此一阶段的文论文本的作者，有许多为亲历义和团的当事人，故而“纪略”
“纪事”
“纪闻”
①成为文本形成的初始动力。
如1902年，当义和团运动的余波还在晚清政局回**时，李希圣就写出被时人看作第一本义和团信史的《庚子国变记》。
该书初刊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重刊于民国十二年（1923）。
作为一部最早系统记述义和团事件的著作，它在塑造义和团形象上起着基础性的作用。
是书以目击者的立场，详细地叙述了光绪二十四年（1898）八月至光绪二十七年（1901）之间晚清政局中发生的历史事件。
②与其同名的罗惇晶《庚子国变记》文本，最早刊登在《庸言》第一卷第一号上（1912年12月1日），是书“大抵取材于李希圣撰之庚子国变记”
③。
在《庚子国变记》后，罗惇晶“搜集记载及连年旅京津所闻较确者，录为拳变余闻”
④。
1959年，顾颉刚在《义和团故事笔谈》中，就曾提到过这些文论文本对其义和团历史记忆的影响，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文论文本的功效。
⑤
这一时期的文本，多以“拳匪”
这一极富价值判断意味的词汇描述义和团，“拳匪祸国”
“拳匪闹事”
“拳匪肇乱”
的论说充斥其间，敌视义和团的立场跃然纸上。
直至一个甲子过去，作为历史事件参与者的义和团团民及其后人才有机会发出自己的声音，使得义和团从“拳匪”
走向“英雄”
的历史进程有了更现实的机缘。
1958年《民间文学》上一系列“义和团故事”
的出现，预示着新一类义和团文本的形成。
这类口述文本，最早由张士杰搜集整理的“义和团故事”
而兴。
从1953年到1958年，张士杰在河北省安次县（今安次区）和武清县（今武清区）境内搜集了一些义和团的传说故事，同时也搜集到了一些关于义和团的历史资料，这些史料和义和团的传说故事一样，完全是从当地老人们的口头上搜集的。
这些老人有的参加过义和团，有的是当地基本群众，有的现在已经去世。
①
1958至1959年《民间文学》共刊登了28篇义和团故事，这些故事有的描写一次重要的战斗（如《义和团战落垡》《洗大王家务》），有的通过一两个人物反映了一个村落的义和团从建立、斗争到失败的整个过程（如《托塔李天王》《铁金刚》），有的着重刻画了某些农民英雄的重要斗争经历（如《刘黑塔《红樱大刀》《洪大海》），有的以故事片段表现了革命农民的英勇机智（如《打聂鬼子》《宗老路》《张头和李头》），有的描述了知识分子在农民的影响下走向斗争（如《秀阁》），有的则主要刻画和鞭挞恶霸、奸商的非法行为（如《梁三霸团》《大盐水和二盐水》《王三发横财》），还有一部分是充满神奇幻想的关于洋人盗宝受到惩罚的故事（如《白母鹅《小黄牛》《渔童》）。
②
所有传说故事，都紧紧围绕一个中心主题：反对帝国主义侵略。
这些故事得到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不少刊物也相继刊载了义和团故事。
1959年，《人民文学》转发了六篇义和团故事，接着《蜜蜂《新港》《北京文艺》等期刊相继刊登了义和团故事。
《民间文学》还就此组织过关于义和团传说故事的座谈会，同时接连几期专开《义和团故事笔谈》一栏。
张士杰《义和团故事》的推出，引发了关于义和团的讨论热。
时人认为，“已经整理、发表的‘义和团的故事’，可以说，初步恢复了义和团运动史若干基本情况。
‘故事’的搜集、整理和发表，为参加义和团运动的国内外劳动人民白了怨，为当时的‘中国人’白了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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