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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为义和团恢复了名誉”
②。
除义和团故事外，《民间文学》还刊登了义和团歌谣。
1960年，为纪念义和团运动60周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由刘崇丰等搜集的《义和团歌谣》。
其中所收的歌谣多从京津一带的老人口中记录而来，他们对这一场英勇的反帝斗争都很熟悉，有的还是目击者，有的且曾亲自参加过战斗。
③
除表现型文本外，还存在着表意型文本。
表意型文本多是透过已经存在的文本，再创造出的另一类型文本，它注重描写“客观事物对他产生的印象”
，以象征的方式寄寓作品。
五四新文化时期，以当时最重要的文献《新青年》为例，义和团被提及的次数为124次，位居《新青年》所提及的十一项大事之第四。
一般来说，事件被提及次数愈多，代表当时的人愈关注它。
④此一时期，义和团已作为历史记忆而存在，《新青年》中论述义和团的文论文本的出现，对义和团历史记忆的重塑起了关键的作用。
1924年，全国出现收回关税主权、收回租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反帝**，这后一点主要指的就是辛丑条约。
8月，北京“反帝国主义大同盟”
倡议以9月7日为辛丑条约国耻纪念日，得到社会各阶层的热烈响应。
连续几年每逢“九七”
，全国各地都举行集会纪念国耻。
“有很大意义的义和团运动，二十余年来埋没在一般的厌恶唾骂之中，直至最近二年，才稍稍有人认识其真实的意义”
，这一时期，在国民大革命的氛围下，以《向导》和《中国青年》为代表的一系列义和团文论文本的出现，为义和团塑造了新的历史形象，提供了新的历史解释。
为纪念义和团50周年，翦伯赞等从已见的300多种关于义和团的史料中，选录了48种书，带着“希望读者能从我们所选录的书中，获得有关义和团运动发生、发展及其失败之全过程的基本资料，并获得有关义和团各个侧面的具体知识”
的意愿，编成《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
可以说，翦伯赞的《义和团》文本是对五十年来义和团文本的总括。
同时，在总括的基础上，它又形成了一个关于义和团的新文本，正如翦伯赞所言：“这些书的作者，大抵都是官僚、绅士、教徒，也有帝国主义分子，他们对义和团都怀着最大的敌意，在他们的著作中，对义和团都极尽诋毁、诬蔑、诽谤乃至咒骂之能事，他们把义和团描写为人类的仇敌，把义和团运动描写为‘匪类’的造反。
虽然如此，从这些著作中仍然可以看出义和团运动是一个顽强而英勇的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可以看出清朝统治者在最初怎样欺骗利用农民，到后来又怎样懦怯动摇以至无耻地出卖农民，投降帝国主义。
同时也可以看出帝国主义强盗怎样白昼杀人，当街放火，以及公开地**、掳掠和偷盗等等的罪行。”
①
前述表意型文本是以清末民初的表现型文本为前提，而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表意型文本则多以该时期的表现型文本为基础。
在义和团故事和歌谣广泛传诵的时候，以此为依据的义和团戏剧文本兴起。
1960年，由高介云、王莳君、张迅编剧的大型歌剧《义和团》在天津人民歌舞剧院上演②;段承滨把义和团斗争的故事写成一组独幕剧《黑宝塔传奇》，其中有正剧《黑塔归团》、喜剧《双塔闹衙》、悲剧《烈火炼塔》和讽刺剧《二丑夺塔》③;为纪念义和团60周年，老舍创作了一部四幕六场话剧——《神拳》，塑造了高永义、高大嫂、冯铁匠、牛大海等农民英雄的形象，热情地歌颂了农民的革命反抗精神。
特别是作为义和团首领的高永义，在作者笔下是一个代表了农民智慧和勇敢的光辉形象，是一个铁骨铮铮、正气浩然的英雄好汉。
④刘正心根据张士杰和段承滨有关义和团的故事和话剧，改写出小戏曲《闹衙》。
①
除戏剧外，以义和团为题材的小说文本也涌现出来，如冯骥才和李定兴1977年创作的正面描写天津义和团运动兴衰始末的历史小说——《义和拳》，小说塑造了张德成、刘黑塔、林黑儿等英雄人物，同时刻画了帝国主义分子马嘉乐、塔伦斯基和直隶总督裕禄、海关道台黄花农等反面人物，表现了那一时代错综复杂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讴歌了人民群众反帝爱国的伟大精神②;鲍昌《庚子风云》的小说文本描述了那场“反击帝国主义的伟大爱国斗争”
，对义和团首领的形象群写得实实在在，令人信服，其中张德成、林黑儿两个人物更显其特色和光彩③;另外以《义和团演义》为名的小说和以义和团首领为题材的小说也不断涌现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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