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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显然，此处用“国”
字指称当时的清廷，这至少表明，近代国家观念尚未与传统忠君思想完全剥离。
在当时许多旧式文人对于义和团的理解中，“奸臣模式”
的传统话语的影响力自不待言，故而端王等一些事后因义和团受到惩罚的官员，就被放置于这个框架之中：义和团事件这场国变，是“奸臣误国”
的外在表现形式。
这一点通过诸文本的显性状态得以昭示。
在可见的“奸臣误国”
话语背后，是不可见的几千年来的人们根深蒂固的传统忠君理念，而此理念内含于文本的隐性状态中。
直到五四新文化时期，在新的文化启蒙运动推动下，在《新青年》重新书写义和团的氛围下，人们对义和团的历史记忆出现了一些新的解释。
1917年，全国教育联合会、专门学校联合会分别通过山东代表的提案，决议将济南军界马良组织一些武术家编成的《中华新武术》列为各级学校的正式体操教材，一时中华武术风行全国。
马良在中华新武术的发起总说中称：“考世界各国武术体育之运用，未有愈于我中华之武术者，前庚子变时，民气激烈，尚有不受人奴隶之主动力，惜无自卫制人之术，反致自相残害，浸以酿成杀身之祸。”
②在极力主张“尚武立国”
的马良看来，义和团是“中华尚武风气”
的象征，故而他对义和团大表同情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而陈独秀则据此感慨，曾被教育部审定的马良中华武术教科书，现在居然风行全国，书中图像，简直和义和拳一模一样。
在他看来，这是义和团的思想，义和拳的事实，遍满国中，方兴未艾的一个显证。
③和陈独秀观点相同的还有刘半农，1918年3月15日，他在“答王敬轩”
文中说道：“为了学习打拳，竟有那种荒谬学堂，设了托塔李天王的神位，命学生跪拜……照此看来，恐怕再过几年，定有聘请拳匪中‘大师兄’‘二师兄’做体育教习的学堂。”
①同年，鲁迅在得知诸多民国教育家大力提倡中华新武术的境况时，不禁回忆起“先前也曾有过一回，但那时提倡的，是满清王公大臣”
，他用其特有的辛辣笔调嘲讽道：“现在那班教育家，把‘九天玄女传与轩辕黄帝、轩辕黄帝传与尼姑’的老方法，改称‘新武术’，又是‘中国式体操’，叫青年去练习"，同时冷语戏言：“打拳打下去，总可达到‘枪炮打不进’的程度”
，他猜想，这也许就是所谓的“内功”
，并感慨：“这件事从前已经试过一次，在一千九百年。
可惜那一回真是名誉的完全失败了。
且看这一回如何。”
②
鲁迅的文章发表后不久，《新青年》杂志即收到了署名陈铁生的驳斥文章。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陈铁生并非“那一班”
提倡打拳的“教育家”
，而是热爱武术的武林人士。
陈铁生在文章开头就嘲笑了鲁迅所犯的前提性错误，即“拳匪”
和技击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而鲁迅却将这两个概念完全混淆了。
他指出，“义和团是凭他两三句鬼话，如盛德坛《灵学杂志》一样……而且他只是无规则之禽兽舞”
，对尚武的陈铁生而言：“义和团是鬼道主义，技击家乃人道主义。”
接着他以自己的切身体会，论述了中国拳术起死回生的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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