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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普遍”
一词的使用，意味着义和团事件即中国蒙昧迷信、封建文化特征的一个具象。
1924年9月3日，《向导》周刊推出一个“九七特刊”
，悼念“亡国辱种之辛丑条约的二十三周年纪念日”
，整份周刊就四篇大文章，都是讨论义和团的。
首篇为陈独秀的《我们对于义和团两个错误的观念》，其次是彭述之的《帝国主义与义和团运动》，蔡和森的《义和团与国民革命》，张太雷的《列宁与义和团》，最后附有署名“慰”
的《辱国殃民之辛丑和约》。
显然这是一次精心策划的重评义和团事件、重塑义和团记忆的意义重大的舆论活动。
这些文论文本，以极强的现实感，重构了国民革命时期义和团的历史记忆。
在轰然而起的国民革命的社会背景下，在振兴民族精神的时代呼声中，新知识群体旗帜鲜明地宣称：“应告诉中国被帝国主义压迫之真正民众，重新起来认识这‘九七’纪念日，认识义和团运动的革命精神。”
义和团被定义为“一个唯一的反帝国主义之民族群众运动”
，它的历史价值绝不减于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
②义和团运动的伟大遗产就在于其“排外”
的精神：“义和团排外的精神，是中国国民革命精神头一次充分的表现。”
①国民革命时期义和团文论文本的存在，体现着将义和团视为“革命传统文化”
的时代认同。
尚须说明的是，将义和团纳入革命话语，并非始自国民革命时期，早在二十多年前，资产阶级革命派就曾有所提及，虽然其内涵有着显然的区别。
1903年以“革命军马前卒”
自居的邹容，在名为《革命军》的文论文本中，就曾将义和团归入“革命话语”
加以论述。
他将革命分为“野蛮”
与“文明”
两类，认为“庚子之义和团”
属于野蛮革命的范畴，批评其“有破坏，无建设，横暴恣狙，适足以造成恐怖之时代”
。
②“华夷之辨”
的反清意识使得多数革命派人士对义和团的“扶清”
极为反感。
在资产阶级革命派看来，要对付外人，理当先学外人的长处，所以必须用“文明排外”
的方法，断断不可用“野蛮排外”
之法。
所谓“野蛮排外”
，指的是“全没有规矩宗旨，突然聚集数千百人，焚毁几座教堂，杀几个教士教民以及游历的洋员，通商的洋商，就算能事尽了。
洋兵一至，一哄走了，割地赔款，一概不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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