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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里，“野蛮革命”
即“野蛮排外”
，同为义和团之代名词。
③
二十多年后，义和团的“野蛮”
影像在历史记忆中逐渐淡化，以至于有意或无意地“被消失”
（原因后文有谈及）。
与此同时，其“反帝”
的革命形象不断被凸显。
国民革命时期，将义和团纳入“民族革命运动”
的话语中并进行系统论述的当属恽代英。
1926年，他在广州的一个讲演中，对八十年来中国民族革命运动进行了历史的总结。
题为《中国民族革命史》的讲稿指出了义和团的某些错误，提出了避免这些错误的方法。
更重要的是，他充分肯定了“义和团是一种民族革命运动，他们的革命精神是值得我们钦佩的”
④。
该文本后来由中华全国总工会、省港罢工委员会教育宣传委员会印行。
毫无疑问，该文本是建立在义和团革命传统文化认同的基础上，重构义和团历史记忆的一个明证。
“义和团运动的性质就是反抗帝国主义的对华侵略，即是反帝国主义的武装暴动。”
这一立场得到了国民革命时期人们的普遍认同，在1926年的“九七”
纪念日中，这一点不断被强化。
“不管帝国主义对义和团如何诬蔑，不管义和团本身有如何的缺憾，然而他的反抗帝国主义的精神，是永远不会磨灭的，永远值得崇拜。
如果我们对义和团仍以‘野蛮残暴拳匪’等词去诬蔑他的一切，那么不是丧心病狂，甘作外人奴隶，就是深中了洋大人宣传之毒。”
不但如此，宣传家们还试图将国耻的“九七”
纪念，变成中华民国自由的纪念日，宣称“只有在民众中复兴义和团的精神加以有组织的强争恶斗，才可以使帝国主义屈服，才可以完成民族的独立自由”
①。
国民革命时期的文论文本，将“义和团”
塑造为追求民族独立的符号象征。
文本中所使用的“义和团”
，更多地不是作为事实而是以符号的意义而存在。
这些文本中所体现出的义和团“革命文化”
的认同，没有如前述两种文化认同那样断裂，相反，“革命文化的认同”
为其后义和团走向“爱国主义文化”
认同奠定了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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