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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宗在位三年,王安石“按兵不动”
。
他辞官,但越辞,声望越大。
治平四年(1067),英宗从政治舞台上神秘地消失了。
接着,神宗继位,改元熙宁。
这个好学的年轻皇帝身强体壮,意志力远胜于诸皇子,并且越过前朝,直追宋太祖赵匡胤。
王安石要等待的,就是这样的皇帝。
所谓历史奇人,一定是目光长远,能看到未来几十年。
如果他看清了、看准了,整个国家的几代人都会受惠于他。
反之,则麻烦大了。
同王安石一样,苏轼也主张变革,他曾对宋仁宗说:“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
苏轼说出了有良知的士大夫的普遍隐忧。
宋朝立国百年,表面上维持着繁荣,其实危机四伏。
唐帝国盛极而衰,北宋士大夫对此高度敏感。
然而日趋庞大的官僚阶层糜烂成习,消耗着国家财政,吞噬着庶民血汗;又养着近百万只能维护皇权统治而不能戍边御敌的军队,区区西夏小国,连年袭扰甘陕,令大宋几代皇帝忧心忡忡。
朝廷每年输金求和,虽有益于大局,却使军队的斗志大打折扣。
冗官,冗兵,这两项巨大的开销令国家财政捉襟见肘。
官员的特权动不得,这是一个大问题。
二十年前,范仲淹的“庆历新政”
首先拿官吏开刀,又喊出响彻历史的口号:“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他忧什么呢?或许,更多是忧国运不能长久。
可是大批官员忧的是官帽和待遇,谁动了他们的帽子和钱袋子,他们是要拼命的。
范仲淹失败了。
时隔一代人,变革的声音经久不息。
这一次,血气方刚的宋神宗碰上一代奇人王安石,两股力量相加,新法得以骤行天下。
两三年间,七八个新法相继出台,且一经出台立马实施,免役法,市易法,均输法,青苗法,方田法,保甲法,保马法,教育法,农田水利法……涉及面之广,力度之大,几乎空前绝后。
然而,本来力倡变革的苏轼,却站到了王安石的对立面。
苏轼反对王安石变法,不是权力之争,更没有涉及私利,而是在如何变革这个问题上产生了争执。
苏轼在老家眉山丁忧后回汴京,复任原职于史馆。
英宗、神宗都曾想重用他,宰相韩琦几次加以阻止,理由是年轻干才需要历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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