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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朝廷有议论，认为韩琦行事过于老成。
苏轼倒显得十分豁达，对安慰他的恩师欧阳修说：“韩公，乃古所谓君子爱人以德者也。”
苏轼对别人的包容、宽厚，几乎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不过，在原则问题上，他毫不退让。
在他看来，王安石的变法有很大的弊端。
王安石推行新法有如暴风骤雨，一个新法未见成效，另一个新法又马上施行。
也许汲取了当年范仲淹推行新政不够狠厉而导致守旧势力反扑的教训，王安石的战略是先走极端，然后再来纠正。
变法的总体思路是强化中央财政，与商贾争利，抑制地主豪强。
然而，由于变法中操之过急、政策执行不力和用人不当等原因，许多新法并未达到目的，甚至大大损伤了民力和民财，反而成了扰民的举措。
比如市易法。
官府在各大城市设“市易务”
，用官方资本做买卖，收纳滞销货品，销售短缺物资。
权力与资本，两强并举，令商人失去竞争的优势。
这固然可以起到平抑物价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也抑制了豪强富贾的势力，但是做着小本经营的商贩受到的伤害却是最大，他们大量破产，失去生活来源，结果大街小巷怨声载道。
再如青苗法。
每年青黄不接的时候，官府贷款给农民，半年取二分利。
而以往则是贫户向地主借高利贷，利息有半年高达五六分的。
青苗法，其初衷不无高明之处：朝廷从地主手中拿走了利益，又使贫困农户免受高利贷的剥削。
但新法在全国推行，问题逐渐凸显：地方官吏为了政绩，强行向农民摊派贷款，这叫“抑配”
。
尽管朝廷明令禁止此种行为，地方却屡禁不止。
百姓不分贫富，不管是否愿意，一律要接受政府的放债。
为防止贷款流失，地方官又想出一个绝招，使贫富相保，结为利害共同体，贫者有还不起贷款逃走的，拿富户问罪。
青苗法实施一年，乡间小道上常有官府的两支队伍——放债队和抓人队，闹得鸡犬不宁。
此外，不少地方政府还放利三分，既向上邀功，又趁机向下搜刮。
这些都是新法的设计者始料未及的，而其余各法皆有不同类型的弊端。
后人评价熙宁诸法说：“法非不良也，而吏非其人。”
王安石凭借几个州的基层经验，未经较大范围的验证，便把新法骤然推向三百州。
或许他觉得，全国官吏的素质都像他和他的部下一样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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