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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物的意义就是一种建构过程，而这种建构就是一种结构主义的途径，“物自身和语言的个别使用者均不能确定语言的意义。
事物并没有意义，我们构成了意义，使用的是各种表征系统，即各种概念和符号。
因而这种理论被称作通向语言中的意义的结构主义或构成主义途径”
①。
汤普森则是人类动力说的坚定维护者和反斯大林主义的旗手，他的理论发展植根于马克思所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
②。
理查德·约翰逊也认为，文化研究“条条大路回归马克思主义，只不过对马克思主义的占有需要更宽阔的路面”
③。
威廉斯则指出，“文化唯物主义”
既不能放弃马克思主义，又不能完全照搬照抄马克思主义，“一种放弃了决定论思想的马克思主义结果是没有什么价值的。
一种现在还固守许多决定论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则是不会有任何作为的”
④。
威廉斯认为只有批判继承马克思主义理论，才能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发展，才能推动社会主义运动与共产主义事业的发展，“我们之所以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抱有兴趣，这是因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当今依然重要。
我们要在肯定马克思主义的激励作用的前提下继续推进它的文化理论的发展”
⑤。
霍尔指出，“文化唯物主义”
不能放弃马克思主义，必须要在否定之否定的基础上发展马克思主义，通过社会现实问题的研究，来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与进步，“文化唯物主义”
者一定要“在马克思主义周围进行研究，研究马克思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用马克思主义进行研究，试图进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研究”
①。
需要重点指出的是，“文化唯物主义”
的思想奠基于对唯物史观中“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
观点的批判与吸取，从而将文化从“经济决定论”
的束缚下“解放”
出来，大大拓展了文化的内涵，赋予文化以物质生产属性，从而形成并规定了“文化唯物主义”
的理论基调。
马克思在阐述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式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
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的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
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
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
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
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
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
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快或慢地发生变革。”
②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一社会历史分析模式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了经济基础对于上层建筑的决定性影响，但是他们并没有将这种模式视为一种线性的简单决定论，而是指出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与整体性、互动性以及复杂性，“谁用政治经济学的范畴构筑某种意识形态的大厦，谁就是把社会体系的各个环节割裂开来，就是把社会的各个环节变成同等数量的依次出现的单个社会。
其实，单凭运动、顺序和时间的唯一逻辑公式怎么能像我们说明一切关系在其中同时存在而又相互依存的社会机体呢”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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